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的開篇指出：“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禮是十分講究君臣名分的，一般諸侯在國內(nèi)被尊稱為“公”，在外交場合則依據(jù)周王室所封的爵位和一些外交傳統(tǒng)來稱呼。然而東周時期王綱解紐、禮崩樂壞，春秋之時，楚國率先稱王，與周室抗衡;到戰(zhàn)國中期，十?dāng)?shù)年間，群雄競相稱王，天下形勢也為之一變。

三代楚君的稱王疑云

《史記·楚世家》記載，在周夷王時代(公元前九世紀(jì)上半葉)，楚君熊渠就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zhí)疵為越章王。后來熊渠因畏懼周厲王的攻伐而去掉王號。

熊渠三子為王的記錄又見于《大戴禮記·帝系》，但是在《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中對此事又有不同說法：“楚三侯，所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這不禁讓人起疑，畢竟“王”和“侯”的差別還是很大的，且《大戴禮記》未明言熊渠是否稱王，《史記》之說不知是否另有所據(jù)，所以熊渠是否稱王一事暫且存疑。

楚公逆鐘(現(xiàn)藏山西博物院)表明熊通之前的楚君自稱為“公”

《史記》認(rèn)為楚國正式稱王是在楚武王熊通時，但是《韓非子》在關(guān)于和氏璧的故事中記載了一位楚厲王：“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xiàn)之厲王……及厲王薨，武王即位……武王薨，文王即位。”據(jù)此，則楚厲王是在楚武王之前。歷代史家多根據(jù)《史記》所載楚君世系，認(rèn)為這位楚厲王是蚡冒，但根據(jù)清華簡《楚居》記錄，這幾代楚君的正確順序是若敖——蚡冒——宵敖——楚武王——楚文王，那么《韓非子》中的楚厲王當(dāng)對應(yīng)宵敖熊鹿。《史記·楚世家》和清華簡《楚居》兩種楚君世系材料都是自楚武王之后才開始記載楚君的王號，對熊鹿都稱為宵敖。包山楚簡有“舉禱荊王自熊鹿以就武王”的記載，這是楚國后人祭祀先祖時的稱呼，也并沒有稱熊鹿為厲王。所以，“厲”或許是熊鹿謚號，但“王”之稱恐怕不妥。

熊通是楚人承認(rèn)的第一位王，關(guān)于他稱王的來龍去脈，《史記·楚世家》有詳細(xì)記載：

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前704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

從“先公”一詞可以推知，在熊通之前，楚國和周王朝的其他諸侯一樣，國君都是稱“公”的。楚國的祖先是周文王時代的名臣鬻熊，其后人熊繹被周成王封為諸侯。“子男田”說明楚國最初的封地并不大，根據(jù)《禮記》，子、男爵位的諸侯只有五十里封地，但楚國通過歷代君主努力，到熊通時已經(jīng)成為南方大國，眾“蠻夷”都俯首聽命，所以熊通才有底氣稱王。自此之后，楚君就與周王室在名號上相匹敵了。

齊、魏兩國稱王則源自一場外交陰謀。馬陵之戰(zhàn)，魏國慘敗于齊國，魏軍主帥太子申被殺。之后魏國在齊、趙、秦的迭次打擊之下?lián)p失慘重。魏惠王盛怒之下，曾想傾全國之力攻打齊國為太子申報仇，大臣惠施則勸諫說：“如果您真想報仇，那就應(yīng)該變服折節(jié)去朝拜齊君，這樣必然引起楚王震怒。到時候您再派人游說齊、楚，促成兩國爭斗。讓兵精糧足的楚國去進(jìn)攻強(qiáng)弩之末的齊國，齊國必然慘敗。”

魏惠王采納了惠施的建議，全力討好齊國，甚至表示愿執(zhí)臣禮朝見齊威王。齊國君臣自然大喜過望，齊相田嬰更是積極張羅朝見之事。不過齊國也不乏智士，張丑就向田嬰指出，齊國公然接受一個萬乘之國的朝拜，這是將齊國的地位置于秦、楚等國之上，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反感，因為并沒有萬乘之國去朝拜他們。再則“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wù)名”，“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yún)s不以為然，在他的主持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朝齊威王于東阿(今山東陽谷縣東北)之南，公元前335年，魏惠王朝齊威王于甄(今山東鄄城北)。

出人意料的是，動靜已然不小，楚國卻無甚反應(yīng)。于是惠施決定再加一把火——尊齊為王。這一下，輿論嘩然。齊國名士匡章質(zhì)疑惠施：“您的學(xué)說主張‘去尊’，現(xiàn)在您卻尊齊為王，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惠施辯解說，齊君四處用兵就是為了“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尊齊為王既滿足了齊君的虛榮心，又能讓魏、齊停戰(zhàn)而減少百姓傷亡，何樂不為?

雖然魏國的卑躬屈節(jié)讓齊國君臣有點飄飄然，但稱王之事畢竟大駭物議，齊國君臣底氣不足，未敢獨(dú)自稱王，于是“盛情”邀請魏君共同高升。公元前334年，齊威王和魏惠王會盟于徐州(今山東滕州市東南)，互尊為王，史稱“徐州相王”。這也揭開了戰(zhàn)國時代諸侯稱王的序幕。

這回楚威王可坐不住了，在他看來，齊、魏兩國君主這一舉動是妄自尊大，是對“王”這一尊號的褻瀆，更是對已經(jīng)稱王數(shù)百年的楚國的挑釁。公元前333年，楚威王舉兵伐齊，在徐州這座極具象征意味的城市將齊軍打得落花流水，并虜獲齊軍主將申縛。趙、燕兩國也趁機(jī)伐齊，齊國陷入窘境�；菔┙璧稓⑷酥�計最終成功。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有學(xué)者認(rèn)為魏惠王在“徐州相王”之前就已稱王，主要依據(jù)是《戰(zhàn)國策·秦策四》“魏伐邯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稱夏王，朝為天子，天下皆從”這句話，但是細(xì)品此章全文，不難發(fā)現(xiàn)此章是概括敘述二三十年間列國興衰之勢，且人物、事件頗有錯亂。魏惠王曾在邯鄲之難(前354—前351年)結(jié)束后在服飾、車輛、宮室等方面僭用天子禮儀，“乘夏車”當(dāng)即指此。此章作者應(yīng)是將魏惠王僭越與稱王混淆為一了。

“徐州相王”之年(前334年)是魏惠王在位的第三十六年，《古本竹書紀(jì)年》記載這年魏惠王重新紀(jì)元，這種改元顯然是支持魏惠王此年稱王的最有力證據(jù)。

秦、韓稱王

秦自獻(xiàn)公、孝公以來，變法強(qiáng)國、勵精圖治，秦惠文王繼位以后，屢破魏軍，占領(lǐng)河西(今陜西中北部)，臣服義渠�！妒酚�·六國年表》記載，秦惠文王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初四)“君為王”;次年，秦惠文王重新紀(jì)元。

秦君稱王的當(dāng)年，韓國也正式稱王�！豆疟局駮�紀(jì)年》記載是年“五月，梁惠王會威侯于巫沙;十月，鄭宣王朝梁”。魏都大梁，故魏王又稱梁王;韓都新鄭，故韓王又稱鄭王。戰(zhàn)國時君主常見多字謚號，韓宣王就有三個謚號：宣、惠、威�！豆疟局駮�紀(jì)年》前稱“威侯”而后稱“宣王”，與《史記·秦本紀(jì)》“韓亦為王”的記載相符。據(jù)此推斷，此年(前325)十月，韓宣王去大梁朝見魏惠王，雙方互尊為王。

魏、韓、趙、燕、中山“五國相王”

戰(zhàn)國中期，合縱和連橫兩方勢力展開激烈斗爭，公元前323年，主張連橫的秦相張儀與魏、齊、楚三國的執(zhí)政大臣在齧桑(今江蘇沛縣西南)會盟。主張合縱的魏國重臣公孫衍也組織了魏、韓、趙、燕、中山“五國相王”。之前魏、韓已經(jīng)稱王，故此年正式稱王者是趙、燕、中山三國。

五國之中中山實力最弱，之前還一度依附于齊國。中山稱王的消息傳來，齊威王勃然大怒：“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于我?”他算是深刻理解了當(dāng)年楚威王的憤怒。怒氣難消的齊威王打算“割平邑(今河北南樂西北)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中山國連忙派策士張登游說齊相田嬰，說齊國這樣做只會將中山國推向燕、趙一邊而與齊為敵。齊威王與田嬰思之再三，最終“召中山君而許之王”。齊國此舉或許只是為了暫時穩(wěn)住中山，待其孤立無援時再狠狠教訓(xùn)。然而張登技高一籌，在穩(wěn)住齊國后，張登隨即出使燕、趙、魏，對三國君主說“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兵鋒所指非燕即趙、魏，所以各國不如爭取中山，共抗強(qiáng)齊。諸國果然為張登說動，全力支持中山，中山君得以坐實王號。

與中山君臣對王號的汲汲以求不同，年輕的趙武靈王在“五國相王”后對國人說：“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于是下令國人稱己為“君”。此舉并非是趙武靈王無意虛名，而是他想以此激勵自己，讓趙國成為強(qiáng)國，成為可以號令諸侯的真正王者。當(dāng)然，外交場合上他還是要自稱“趙王”以與諸侯在禮儀上對等。趙武靈王后來是否在國內(nèi)也稱王，已難考知�！妒酚�·趙世家》記趙武靈王事皆用“王”，但這是出于史官追述，甚至有一句“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這里的“先王”是指趙武靈王之父趙肅侯，而趙肅侯并未稱王。另外，趙武靈王禪位給趙惠文王后自稱“主父”，“主”原是對諸侯正卿的稱呼，如趙簡子、趙襄子都曾是晉國正卿，所以趙氏后人稱之為“簡主”、“襄主”，“主父”之稱或含有趙武靈王追紹先人之意，也與王號無關(guān)。目前我們能確定的是，文獻(xiàn)記載中趙惠文王是自稱為王的，出土的“王何立事戈”等青銅器銘文也可佐證。

燕國的情況則更為復(fù)雜�！妒酚洝氛`分燕易王與燕王噲為兩人，“五國相王”時的燕君是子噲，出土文物有“燕侯噲戈”，可能制造于他稱王之前。燕王噲因為禪位給燕相子之導(dǎo)致燕國內(nèi)亂，最后身死國滅。同時代的人并不稱其為王，如出土的中山國青銅器銘文稱其為“燕君子噲”，《孟子》徑直稱其為“子噲”，可見時人并不承認(rèn)他的王號。后燕昭王復(fù)國，出土的燕國青銅器銘文對其有“燕侯職”和“燕王職”兩種稱呼;燕昭王之后有一位叫做“戎人”的燕君，出土的青銅器銘文也有“燕侯戎人”和“燕王戎人”兩種稱呼。據(jù)此推斷，燕國將“王”作為君主的常用稱呼可能很晚。

余論

上述諸國之外，戰(zhàn)國時期還有一些國家的君主也稱王，如越國在春秋時代就已稱王;川蜀地區(qū)的巴國緊隨群雄之后而稱王(《華陽國志·巴志》);蜀國則更為大膽，“周失綱紀(jì)，蜀先稱王”，“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華陽國志·蜀志》)。宋國在宋君偃時期最為強(qiáng)大，號稱“五千乘之勁宋”，《史記·六國年表》記載宋君偃稱王是在公元前318年，但《史記》所載宋國世系、年代多誤，所以對這個時間學(xué)界也有很大爭議。

十?dāng)?shù)年間，戰(zhàn)國群雄相繼稱王，合縱連橫的斗爭也全面展開。“尊王攘夷”的口號徹底成為歷史，群雄已不滿足于“霸業(yè)”，而要追求“王業(yè)”，欲取周天子而代之。歷史的車輪沿著這條軌跡滾滾前進(jìn)，百年之后，始皇帝建立了他的宏偉“帝業(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