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約堡秘史》封面。

　　 張煒說，由于過于沉迷與辛苦，每寫完一個大部頭后，自己都覺得活不久了。

　　前年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茅盾文學獎獲得者張煒說，“有人以為只有發(fā)了大財才能安靜地過日子，其實他們錯了，那時候可能更不安靜了。”沒想到，張煒的最新作品《艾約堡秘史》果真寫了“富豪中的頂級富豪”——中國巨富群體，他們似乎盡享財富之巔的王者榮耀，卻體味著鮮為人知的人性與欲望的掙扎、撕裂。這部張煒眼中的“冒險之作”，昨天正式面世。

　　“出版湘軍”掌門人親自當責編

　　“我認識張煒的時候才20多歲，當時還是一名研究生，在《古船》的一次討論會上做了一個很短的發(fā)言，由此他認定我是他這輩子的朋友。”中南出版集團董事長龔曙光透露，成為《艾約堡秘史》責任編輯，這是他與張煒二三十年的交情換來的，更是他“爭來的位置”。

　　龔曙光被譽為“出版湘軍”掌門人，在2008年濟南書博會上，與張煒邂逅重逢。他當時提出想向張煒“私人訂制”一部長篇小說，沒想到張煒欣然接受，并決定拿出一部“私藏”了多年的《艾約堡秘史》。龔曙光也隨即拿出最大的誠意，親自為張煒的這部力作擔任圖書責編。

　　作為《艾約堡秘史》的責任編輯，龔曙光讀了作品不下十遍。這部書通過一個私營企業(yè)巨頭吞并風光旖旎的海濱沙岸的典型事件，聚焦當今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生態(tài)保護之間既高度依賴又相互糾結(jié)的尖銳現(xiàn)實，直指工業(yè)化、城市化和資本膨脹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

　　評價這部長篇小說時，龔曙光也展露了其性情中人的那一面，“它首次以文學的方式正面透視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社會現(xiàn)實，以犀利的筆力直面社會暴富階層的生活與靈魂，以詩意與切膚的文字剖開了一個暴發(fā)戶既強橫又虛弱、既驕奢又枯冷、既豐富又蒼白的發(fā)達史、心靈史、情愛史。”他還激動地提及，小說表現(xiàn)了財富的匱乏之殤到財富的盈足之殤，經(jīng)濟發(fā)展與自然保護，資本膨脹與人性的迷失等等為人關(guān)心的話題。

　　當下寫企業(yè)家和愛情太冒險

　　“每一部長篇，都要在心里醞釀15年以上。”這是堅持純文學創(chuàng)作的“張煒式倔強”，這一次張煒依然沒有改變。

　　1988年，《艾約堡秘史》的“種子”在張煒心中開始萌芽。這一年，張煒碰見一位大老板，后者也是他在十幾歲時偶遇過的文學青年，兩人曾經(jīng)徹夜談文學。“他大概寫了七八百萬字，但一個字都沒發(fā)表，文學雄心卻超大，令當年的我非常驚訝。”張煒說，兩人再度相遇，自己特別關(guān)心這位老板的文學夢是否還在，并問其當年寫的作品怎么辦？以后還寫不寫？這位老板回答說，“那好辦啊，我有的是錢，以后還要寫。我會把我過去寫的東西，用小牛皮燙金的最好裝幀，印成一大排！”

　　和那位老板的接觸，讓張煒動了書寫暴富階層的念頭，他也一直在做各種準備，“我閱讀了很多相關(guān)書籍，并接觸了一些財經(jīng)方面的人，特別是海內(nèi)外的暴富階層，了解他們的內(nèi)心世界、愛情乃至家庭生活等細節(jié)。”盡管這樣，張煒坦言，真正動筆寫起來還是很難。

　　“寫當下太難了，尤其是用純文學的方式來寫當下，更難。”張煒說，因為當下有幾個表述充滿了危險。“說到所謂的企業(yè)家，大家心里都會出現(xiàn)影視、小說中塑造的那些形象，從語言到其他，已經(jīng)概念化了，差不多人人耳熟能詳。所以對這一部分人哪怕稍稍做出一點個性化的表述，都是相當困難的。”還有“愛情”，在張煒看來，“愛情”已經(jīng)不能寫了，因為現(xiàn)在的“愛”多得不得了，泛濫成災。“圍繞‘企業(yè)家’和‘愛情’，早就固化成一套體系和模式，再寫‘企業(yè)家’和‘愛情’，對不起，某些時候那簡直是一種‘自殺行為’，太危險了。”

　　“那些個人表述、概念化的詞語全都要粉碎，這才會有自己的一點表述。”張煒坦言，他就是帶著這樣的恐懼、十分謹慎地去尋找自己的語言，“如果離開了自己的語言去講故事，將故事和語言剝離，就一定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寫作。在真正的作家那里，哪怕將故事和語言稍稍剝離一點，他的整個工作也就失敗了。”

　　“好的作家肯定是深愛文學的，當然把文學看得很高。”張煒說，每次寫作沉迷而辛苦，尤其寫完一個大部頭后，常常會覺得自己活不久了，這個寫作過程對身體傷害太大。不過，他也笑道，長時間沉迷寫作，也太陶醉太享受，“只要慢慢緩過來，慢慢進入下一個生命流程，人又會變得生氣勃勃了。”

　　張煒作品始終保持浪漫主義

　　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創(chuàng)作的《古船》《九月寓言》，到前幾年推出的“中外文學史上最長的純文學作品”茅獎巨著《你在高原》，張煒堅持沉入生活的“深水區(qū)”，用文學的方式審視時代變革，幾乎每一部作品都會引發(fā)關(guān)注甚至爭議，其作品猶如當下浮躁社會的一劑“獨特的藥方”。

　　“大作家是有大氣魄、大胸襟，能夠站在一個高點上，有足夠的勇氣同時也有足夠的氣力，去對這個時代做出講述，這樣的作家其實不多。”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認為，張煒正是這樣的作家。

　　李敬澤說，從上個世紀80年代至今，在張煒的很多小說中都會出現(xiàn)一個荒野上的少年，而這部新作中，那個荒野少年依然藏在主人公身上，“主人公經(jīng)歷了那么多，這個時代的嘈雜、糾結(jié)都在他的心里，但在根兒上他依然有精靈般少年的勇氣、善良，這是非常難得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陳曉明也不吝贊賞之辭，“張煒越寫越有力量，其作品始終保持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形成了獨特的敘述方式、語言和風格。”陳曉明認為，張煒對蘇俄文學中豐厚的部分，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轉(zhuǎn)化，這個意義非常大。“如果你不仔細看，就不會發(fā)現(xiàn)這是非常大膽的實驗。不同的人物用的是不同的語言，寫得非常漂亮。而且小說中出現(xiàn)的那種半文不白的文體也非常漂亮。”

　　李敬澤更給出總結(jié)式的評語，“以張煒的能力，寫發(fā)生在1938年或者1945年的故事肯定沒問題，出錯的概率幾乎沒有。但寫一個發(fā)生在2018年、2017年、2016年的故事其實是非常冒險的。”讓他深為感動的是，“張煒的心里依然還有那個荒野少年，張煒也依然是那個勇敢的、不怕失敗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