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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讓中華文化展現(xiàn)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古埃及、古印度、巴比倫、中國）中，中國是唯一有著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并且文字沒有間斷的國家。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是先人留給我們的珍貴文化遺產(chǎn)。古籍中蘊含的中華民族的聰明才智和極為厚重的傳統(tǒng)文化精神是我們進行現(xiàn)代化建設必須繼承的寶貴精神財富。如何整理、閱讀、研究這筆財富，挖掘其中可資借鑒的因素，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并將這份遺產(chǎn)傳承下去，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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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利用好古籍文獻，就要認識到古代典籍在內容上的豐富性、深刻性、包容性和先進性。自從《隋書·經(jīng)籍志》以來，歷代學者大都將文獻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部。四部典籍浩如煙海，僅《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xù)修四庫全書》三套大型叢書，就收錄古代典籍文獻1.5萬多種�，F(xiàn)存古籍的數(shù)量遠遠不止這些，估計有七八萬種之多。經(jīng)部典籍居于四部之首，專門收錄儒家經(jīng)典等著作，而以中國最古老的文獻“十三經(jīng)”以及研究“十三經(jīng)”的著作為主。經(jīng)部文獻是歷代文人的必讀書籍，其中所蘊含的仁愛思想、禮儀觀念、天人合一觀念、法天敬祖思想、中庸思想、和諧觀念等，都已經(jīng)融入中華民族的血脈，成為中華文化的基因。這些文獻還影響到周邊國家，形成了以中國為核心，以日本、韓國、越南、菲律賓等為主要成員的“漢文化圈”。史部典籍以歷代史書為主，兼及地理學、目錄學著作。正史類著作主要使用紀傳體，以《史記》為首創(chuàng)，漸次形成“十七史”“二十四史”等權威性史料文獻。子部文獻以先秦諸子百家的經(jīng)典著作為藍本，不斷擴容，形成了一個體制宏大、品類眾多、內容龐雜、無所不包的大型門類。除了經(jīng)典的哲學著作（如《老子》《墨子》《公孫龍子》）外，也有大量的科技著作，涉及農(nóng)學、醫(yī)學、數(shù)學、植物學、動物學、宗教學、軍事學、法律、教育、書法、繪畫、篆刻、音樂、器物、飲食等，是研究古代百科知識的寶庫。集部文獻專門收錄歷代作家的文學作品以及文學評論著作，包括《全唐詩》《李太白集》《杜工部集》《文心雕龍》等經(jīng)典著作。不難看出，中國古代的四部典籍體例嚴密，特色鮮明，內容豐富而精湛，全面反映了中華民族所創(chuàng)造的輝煌燦爛的文化。這一文化寶庫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無論是研究或者了解中國古代的哪一方面，都離不開四部典籍；再擴大一點說，每一個炎黃子孫，都應了解祖先留下來的這筆豐富的文化遺產(chǎn)，并自覺承擔起愛護、研究、利用、傳承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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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珍貴而稀見的四部典籍影印出版，使其化身千百，方便海內外專家學者查閱、利用、研究，是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最為基礎的工作。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收錄文獻約3500種，非常珍貴，盡管抄寫了一式七套，分藏于七個藏書樓中，但只有皇帝和少數(shù)官員能夠看到。1985年，文淵閣《四庫全書》率先影印出版，使海內外學者都能一睹宮禁藏書的真面目，極大地促進了學術研究。此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續(xù)修四庫全書》《清代詩文集匯編》《中華再造善本》等大型叢書相繼出版，使大量藏于深閣大庫的珍貴文獻得以重見天日。一些流散于海外的文獻，也在以影印的方式回歸，例如《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日藏詩經(jīng)古寫本刻本匯編》等，都為傳統(tǒng)文化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文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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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部典籍中的經(jīng)典著作進行�？薄�標點、注釋、翻譯，是對傳統(tǒng)文化研究利用的關鍵一步。由于四部典籍浩如煙海，加之版本眾多，沒有標點，在短時間內也難以全部整理，于是不得不優(yōu)中選優(yōu)，精選在中國歷史上貢獻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經(jīng)典名著進行整理。中華書局出版的《標點本二十四史》《新編諸子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上海辭書出版社的《全宋文》，鳳凰出版社的《文選舊注輯存》等，都在經(jīng)典名著的匯輯、校點、注釋和普及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利用現(xiàn)代技術對四部典籍進行數(shù)字化處理，既是保護珍貴古籍的有效方法，也是研究與傳播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手段。迪志文化公司、上海人民出版社率先對文淵閣《四庫全書》進行了數(shù)字化處理，推動了對古籍文獻的研究利用，成果有目共睹。此后，《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xù)修四庫全書》等相繼有了電子版，相關機構又推出《國學寶典》系列產(chǎn)品，古籍數(shù)字化成為潮流。而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建設也為傳統(tǒng)典籍的研究利用增添了羽翼，其中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數(shù)字方志庫、中國譜牒庫等尤其珍貴，既可以全文檢索并復制其中的內容，又可以進行版本對照，已經(jīng)成為傳統(tǒng)學術研究繞不開的資料寶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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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部文獻進行文本細讀，深入挖掘，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文化建設和社會進步作出應有貢獻，是弘揚傳統(tǒng)文化、提升文化自信的應有之義。著名科學家屠呦呦，從東晉醫(yī)書《肘后備急方》中發(fā)現(xiàn)一個“治寒熱諸瘧”的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漬，絞取汁，盡服之。”經(jīng)過反復科學實驗，終于提煉出青蒿素，拯救了數(shù)百萬瘧疾患者，不僅為中國人民，也為世界人民帶來了福祉，屠呦呦因此榮獲2015年諾貝爾獎。這是中國古代醫(yī)學（隸屬子部文獻）對人類文明的巨大饋贈。這是對古籍文獻所承載的傳統(tǒng)文化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和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的鮮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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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研究、利用古籍文獻時，有兩點必須警惕：一是“文化自大”，唯我獨尊，排斥西方文明成果，對于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也不加批判，全盤接收。目前方興未艾的“國學熱”，很容易滑向極端，使封建迷信、帝王將相、愚忠愚孝觀念死灰復燃。二是“文化自卑”，自我矮化，對西方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盲目推崇。比如，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在“推進國際學術交流”的大背景下，紛紛用高薪聘請海外漢學家（其中混雜著一些水平低劣、信口雌黃的偽漢學家）來華執(zhí)教或從事科研活動，這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中國的學術研究規(guī)范，消解了“文化自信”，實際上是“媚外”思想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