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立平

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chǎn)，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瀟灑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然而，由私人領(lǐng)域移到公共空間，在實際的社會交往或者政治倫理中，過分孤往的“英氣”又可能造成偏頗狹隘，增加社會和政治運作成本

“孔孟”雖并稱性情卻不同

“孔孟”向來并稱，但孔子與孟子很不同，不僅表現(xiàn)在思想學(xué)術(shù)層面，而且反映在二者的性格氣質(zhì)上。研究史料可以發(fā)現(xiàn)，孔子相對溫柔敦厚，偶爾發(fā)點小脾氣。比如，心情不好時會賭氣說要到海上漂流，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與孟子的“臭脾氣”相比，孔子的小性格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孟子脾氣之“臭”，就連宋代名儒都有些看不下去。北宋程顥認為，“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fēng)慶云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顏回若是春天的和風(fēng)青云，孟子就如同肅殺秋風(fēng)中的巖巖泰山。程顥之弟程頤也說：“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孟子的性格會“害事”。南宋朱熹更是把孟子說成一個揮臂準備干仗的人：“孟子則攘臂扼腕，盡發(fā)于外。論其氣象……孔子則渾然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盡見。”

宋人于孟子愛之深、知之深，故最能同情了解孟子的脾氣。自韓愈之后，兩宋文人士大夫接續(xù)推崇《孟子》，終于使之升格，由“子”入“經(jīng)”。漢武帝立“五經(jīng)博士”，《周易》《尚書》《儀禮》《詩經(jīng)》《春秋》正式成為儒家經(jīng)典。南朝劉宋時期，《論語》《孝經(jīng)》等補入經(jīng)典成“十經(jīng)”。唐代文宗刻石經(jīng)于長安，將《爾雅》收入，擴為“十二經(jīng)”。到南宋光宗叢刻“十三經(jīng)”，《孟子》始正式進入“經(jīng)典”，是諸經(jīng)中最晚的一部。

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具有強烈的參政意識，以天下為己任，有“事業(yè)付之書生”的政治擔當，呈現(xiàn)“開口攬時事，議論爭煌煌”的氣象。杜維明曾以“士的自覺”論述孟子價值。這種自覺在宋代文人士大夫那里得到了回應(yīng)。

無論進退都需掌握主動權(quán)

作為影響后世的文化性格和精神遺產(chǎn)，孟子的“英氣”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瀟灑不拘、獨立自由的主體精神。

孟子嘗言：“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余裕哉?”成語“綽然有余”即出于此。無論進與退，致君堯舜抑或抱才退隱，孟子都認為需要掌握主動權(quán)�！吨芤住氛f“君子以獨立不懼，遁世無悶”，講的就是同理。在陶潛那里，則是“不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xiāng)里小人”;在李白那里，就是“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在王冕那里，則是“不要人夸好顏色，只流清氣滿乾坤”。

孟子還強調(diào)，游說君王的時候，內(nèi)心要有自信：“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吾何畏彼哉?”同時，要注重人格獨立與尊嚴，拒絕來自權(quán)力的傲慢：“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xiāng)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在君臣交往中，孟子反對過于主動，希望以一種相對的被動來獲取尊重。對于公孫衍、張儀這類迎合、順從君主的人，孟子斥責(zé)他們是“妾婦之道”。我國歷史上一直有“不召之臣”的佳話，如伊尹之于商湯、管仲之于齊桓公、諸葛孔明之于劉玄德。京劇《蕭何月下追韓信》中，韓信唱道：“身懷角書不輕獻，方見英雄非等閑。”這里面，“不輕獻”即是保持高姿態(tài)。相較之下，孟子的孤傲不免過于天真。(韓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