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年來實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對于已經(jīng)造成的人口性別比失衡難題,并無對沖作用,而只有緩解作用。
近幾年來,由男女比例失衡而引發(fā)的“光棍危機”屢屢見諸報端,每每引發(fā)輿論關注。確實,中國目前已經(jīng)進入男女性別失調的社會。從宏觀上看,未來30年將有3000萬男性缺乏女性配偶。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2016年的數(shù)據(jù),2015年中國總人口性別比105.02,出生人口性別比113.51,而8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別比為136:100,70后非婚男女性別比206:100。在最近30年里,有些地方的男女性別比甚至高達130:100。
男女性別比失調,會導致嚴重的原始秩序問題。很多人將被迫過起單身生活,從而出現(xiàn)偏遠貧困鄉(xiāng)村人口老齡化、自然空心化的問題。這對社會底層來說,不僅意味著經(jīng)濟貧困,還意味著原始家庭秩序的貧困,未來還將面臨因老齡化而導致的老年化的貧困。
在越貧困的原始秩序里,越傾向于養(yǎng)兒防老,導致選擇性生男孩,以及人為的高男女性別比失衡。其結果是,父輩有了兒子養(yǎng)老,但兒子卻找不到媳婦來生子為自己養(yǎng)老。這不僅是原始秩序的理性選擇,也是國家秩序維度中計劃生育政策下的理性選擇。但集體行動的邏輯是,對個體短期里是最優(yōu)的選擇,在全局和長期內,都是最差的選擇。
集體行動悲劇在集體行動理論家看來是很難避免的,對于男女性別比來說,亦是如此。國家政策干預是一個辦法,但控制人口可能相對容易,而要鼓勵生孩子,尤其是鼓勵生女孩,不僅在技術上不可能,在倫理上亦不可能。從治理和政策角度來說,現(xiàn)在也找不到更好的辦法。因為國家強制性政策,一般適用于可以進行簡單管理的場合,而男女婚育,恰恰是人類最原始的秩序之內,很難進行有效管理。
所以,現(xiàn)在專家對男女性別比問題,只能是描述和分析,而很難提供有效的政策方案,F(xiàn)有的政策工具,比如投入立法資源、強化部門聯(lián)動機制的綜合治理、建立數(shù)據(jù)共享平臺、建立相關性別比預警等,看起來動靜很大,但很難對其實際效果進行評估。因為在開放社會中,這些政策手段,很難對原始秩序的婚育進行干預。
最近三四年來實行的“單獨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對降低性別比的確會起到一定作用。但即使考慮第二孩是自然生育而不是選擇性生育,對于已經(jīng)造成的人口性別比失衡難題,并無對沖作用,而只有緩解作用,且這些新增女性人口進入婚育期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很多專家建議從改變男女不平等的習俗,如男娶女嫁、從夫居、孩子從夫姓等處著手。但這些古老的習俗,已經(jīng)深深地積淀在原始秩序里。只有在原始秩序結構充分被稀釋,人們越來越生活在擴展的生活秩序、市場秩序、專業(yè)秩序和國家秩序中之后,才能真正改變這些習俗的秩序維度的基礎,才能真正建立男女平等的原始秩序的基礎。這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對于解決過去30年和未來30年的問題,都是“遠水難救近火”的事情。
目前,國家真正能夠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主要是鼓勵婚姻服務,盡可能減少婚育成本,這樣可以解決因為信息溝通不暢等問題而導致的被迫單身問題。此外,適度推動移民政策改革,讓更多的外國女性能夠到中國來工作和生活。對于減少“光棍危機”,也不失為一種良策。
□毛壽龍(微博)(中國人民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