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先生看上去非常累,這個長著高大個頭的德國人,時不時需要用手扶著膝蓋,才能堅持坐直。他的身邊堆滿了書,它們從地板爬到天花板,像是圍城一樣把他圍在其中,而他蜷縮著身子,一點點陷入自己的椅子里。衰老和疲憊爬上了他的眼睛,每隔一會兒,他就需要捏一捏自己耷拉下來的眼睛,打起一點精神。
只有在說起中文的時候,這位73歲的老人才會來了興致。絕大多數(shù)人都喜歡用自己的母語交談,那讓他們更自在,但是顧彬不一樣,他堅持用漢語交談。盡管他說的漢語有一點別扭的口音,我們常常需要停下來用英語確認他在說什么,但是只有在說漢語的時候,他才更自在,這個總是皺著眉頭的人,才會突然像孩子一樣笑起來。
顧彬說漢語的時候很講究,語速非常慢,措辭很謹慎,每一個詞語都像是要經過審慎推敲,他才能安心地說出口。這門語言是他畢生最珍視的寶藏,讓這位德國波恩大學終身教授成為最為知名的漢學家,直到今天都在致力于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和寫作。作為文學評論家,他毫不吝嗇對中國作家的贊美, 也直言不諱地批評中國當代文學。
顧彬說,他喜歡在天氣好的傍晚,在自己的辦公室望著西山,看著落日,喝點小酒,享受享受。可是采訪他的那一天,是2018年的北京霧霾最重的日子。霧霾遮住了西山,也看不到落日,很遺憾,活在北京的一項美景見不到了。房間里只剩下了酒,和他最愛的這門語言,于是,他就著一點白酒,聊了聊他最愛的中文的故事。
文|李斐然
編輯|張慧
插畫|朱自強
圖片|受訪者提供&網絡
《人物》:2018年最打動我的一張圖片,是你去見海子的母親,握著她的手對她說謝謝,然后捂著臉哭了起來。同行的人說,這是你在代表人類向老人致謝、致敬和致歉。當時發(fā)生了什么?
顧彬:我已經不太記得那個時候發(fā)生了什么,他們在跟我講海子的故事,我非常感動。那一天我們坐在一起,他們聊天,我在旁聽。我見到了他的母親,我什么都不敢問,提問可以傷害一個人。我們在說的是她的孩子,她的孩子自殺了,我不要傷害她,所以我特別小心,我說很少的話,我在聽。
顧彬與海子母親對話后的哭泣
《人物》:哭對你來說是罕見的事嗎?
顧彬:80年代柏林有很強的女權主義運動,女人老批評男人不哭,她們要求我們學習哭,也要求我們去理解女人為什么哭。我通過這個女權主義的運動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開始思考我自己,思考我的教育方法,F(xiàn)在我有4個孩子,第三個、第四個會哭,我教他們哭,30歲了他們想哭我就讓他們哭。我讓他們比較自然地成長。
原來我不喜歡杜甫,是因為他老是在訴苦,他會哭。但可能是從10年前起,我發(fā)現(xiàn)如果一個男人真的能夠哭,也是了不起的。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培養(yǎng)的孩子,如果是男孩,媽媽爸爸根本不允許我們哭,他們要求我們比鋼鐵還要硬,不允許哭。但是杜甫不一樣,當他感到痛苦,他會用淚水來表達。
我自己最近一次哭,是在翻譯王家新的詩歌時。王家新最近老寫孩子,寫孩子的男詩人很少,杜甫是一個,蘇東坡是一個,但其他人就很少了,王家新也是很晚才開始寫孩子。他在回憶他的媽媽,這首詩非常棒,我掉了眼淚。
《人物》:之前一位英國作家告訴我,文字是她的老師,她要每天和文字聊天。你怎么形容自己和文字的關系?
顧彬:我是一個典型的18世紀的詩人,或許還會更早一些。我不是在寫字,是字在寫它們自己。我是字的工具,也可以說是它們的牧師吧。文字是上天賜給我的禮物。我做其他的事情老緊張,上課、備課、開會、作報告還有踢足球,都很緊張,但是寫作會讓我安靜下來,讓我放松,我不再會緊張,我進入了一個最好的世界。那種感覺就像是回家。
顧彬的辦公室
《人物》:作為一個每天跟文字打交道的人,你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樣的?
顧彬:我不光是譯者,也是作家、詩人、學者。一般來說,我兩三點鐘就會醒來,起床以后我先寫詩,我用德語寫詩。如果還行的話,我會用中文寫散文。6點鐘我會到辦公室,上午我會在這兒寫書,目前在寫《墨子》。下午有時候要上課,有時候繼續(xù)翻譯,晚上備課,一直到晚上10點鐘前后,我才回家收拾東西,看報紙,然后睡覺。我每天睡眠時間大概有個4-5個小時,周末會更短,周末我會更多寫作、翻譯,我不睡。
《人物》:你不覺得累嗎?
顧彬:這是挺奇怪的。我每天應該是非常累的,但是我不累。我想,這可能也跟年齡有關系。有些理論認為,老年人不需要很多睡眠,每天睡三四個小時,夠了。這是一種理論,我覺得有道理。
我的工作量的確很大,但沒有別的辦法。翻譯是我的任務,或者說,是我活著的使命。如果我不翻譯他們,誰能翻譯他們呢?沒有人。我在波恩大學培養(yǎng)了幾百個人搞德文翻譯,現(xiàn)在他們是德語國家最好的文學翻譯,可是他們只翻譯小說,小說賣得好,他們薪水很不錯,我跟他們說好了,我不要跟你們競爭,我翻譯你們不翻譯的,詩歌和散文賺不了什么錢,那么我來翻譯。所以,如果我不翻譯(中文的)詩歌的話,基本上在德語國家就沒有人做這件事了。
《人物》:工作給你的最大成就感是什么?
顧彬:30年前我翻譯了馮至,我翻譯他的十四行詩,我非常愉快,因為他把我?guī)У轿业墓枢l(xiāng)去,到歌德、里爾克那兒去,到一個哲學的世界去。翻譯馮至的時候,我能夠思考我們的哲學史,能夠思考文學史存在的問題等等,我很快樂。
不過基本上,我更喜歡翻譯女作家的作品,像是中國當代男作家、男詩人,他們喜歡吹牛,「我是最好的」。女作家再有名也不可能這樣說,舒婷會這樣說嗎?不可能的。她們不吹牛,會謙虛一些,寬容一些,她們寫孩子,寫最簡單的東西,平凡的日子,我喜歡這樣。女作家謙虛,如果我翻譯了她們的書,她們會告訴我,下一次請翻譯另一個人吧,好嗎?但是男詩人,我給他們出一本書,他們就會要求出第二本、第三本、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還覺得不夠!這樣我不喜歡。在德國,你找不到一個人說「我是最好的」,我們都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里。
顧彬在授課
《人物》:最喜歡的女作家是誰?
顧彬:如果1949年以前的也算,我喜歡張愛玲、蕭紅,還有冰心。過去我不喜歡冰心,現(xiàn)在老了,我覺得她在五四運動前后寫的兩本詩集是了不起的。尼采否定同情的作用,他不要同情,但是冰心主張同情,我們應該同情別人,幫助別人。從德國當代哲學來看,同情使你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我把她看成你們現(xiàn)代文學的母親。
如果你談(當今的)女作家的話,我喜歡王安憶,因為她寫女人,寫女人的問題。我看過她的小說,也分析過它們。她跟我一樣,覺得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找到道理,也能寫出生活,不需要寫祖國、民族、國家,太大,中國男人喜歡寫這樣大的題目,但我喜歡小題目,非常簡單,寫一朵花,夠了,一個蘋果,夠了,一個瞬間,夠了,不需要寫整整一個時代,太大了。
《人物》:你是說,文字最大的力量不是那些虛無縹緲的大詞,而是非常細膩的細節(jié)?
顧彬:對,細節(jié)更有力量。這也是我們德語國家的一個美學選擇。你不要寫火山爆發(fā),一壺牛奶在爐子上,如果火太大的話,它也會爆發(fā),夠了,寫它就夠了。
我原來不太喜歡齊白石,現(xiàn)在特別喜歡,因為他從小蟲子開始畫,不需要什么風景,一支蘆葦,夠了,一只蟲子,夠了。我最喜歡蘇東坡寫的散文,寫他跟當時的老百姓一起,在路上等著下雨,沒有別的,就只是在等雨,這就夠了。杜牧他專門寫景致,他就寫一個景致,一個其實就夠了,因為在一個景致里面,有整個天空映射在里面的影子。
《人物》:我有一種感受,古代的詩人,民國的文人,現(xiàn)代的作家和今天的年輕人,雖然我們都在使用同一種語言,但在不同時代不同的使用者筆下,這種語言能賦予人的力量不一樣了,我們所感知到的語言張力也不一樣了。你怎么理解今天的人們正在使用的這種漢語?你喜歡嗎?
顧彬:我的漢語是70年代學的,所以在我的學生來看,這比較保守。比如說「跑得快」,應該用得到的「得」,但他們都用「的」,我告訴他們錯了,他們說不錯,現(xiàn)在可以這樣用。我很懷疑。但是在德國,事情也是一個樣,F(xiàn)在讓我的學生寫正確的德文,很困難。就算是作家也是一樣,他們寫的小說,用的德文也很啰嗦。
《人物》:什么樣的漢語是讓你滿意的?
顧彬:應該是美的,有自己的特色。美是從哪里來的呢?你知道你需要什么詞,你知道你不需要什么詞。無論在中國還是德國,現(xiàn)代人寫文章,多一個字少一個字無所謂。但是你看看韓愈、柳宗元的散文,沒有一個字多,沒有一個字少。這就是唐宋的美學,每一個字的份量都很重,你知道字多少是合適的,文字的這種重量感很強烈,多一個少一個差異很大。
《人物》:之前你說過自己最喜歡的中國人是李白,現(xiàn)在還是最喜歡他嗎?為什么?
顧彬:好像還是他。我讀他的《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讓我開始學一點點古代漢語,然后我在波鴻大學碰到一個導師,我跟他學,大概是1967年開始。他(李白)寫女人寫得不少,比方說河南女人,他寫她們的悲劇,她們的不幸福,她們的渴望,她們的困惑,她們在路上等等。我喜歡河南,河南我去的次數(shù)也不少,寫河南的詩也不少,如果不是他,我可能不會寫河南女人的敘事詩。
顧彬在河南大學門口
《人物》:可以這樣理解嗎,李白在他的時代都能夠關注到女性的遭遇,用平等的視角描述女性的困境,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他要比某些物化女性的中國現(xiàn)當代的男作家先進?
顧彬:你可以這樣看,這是他寫作的一方面,他還有其他很多方面,但是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寫的河南女人。原來有過一段時間,我覺得杜甫比李白好得多,這跟我的孩子有關系。杜甫非常注意孩子,他是第一個寫孩子的中國詩人,他的一個兒子餓死了。那個時候我自己的孩子還很小,我要養(yǎng)孩子,所以我老想孩子和詩人之間的關系。根據(jù)我的了解,李白沒有寫過孩子。
現(xiàn)在我的孩子都長大走了,我回到了原來的那個自我,一個任性的自我,自然的,自由的,我就又開始更喜歡李白了。杜甫是一個道德的人,我羨慕他。李白不能夠說他沒有道德,他有他的道德,但是這個道德允許他做跟杜甫不一樣的人,他能找到自己的路。他希望享受生活,他老告訴我們,生命有限,因此如果我們今天不喝酒,明天就沒辦法喝。所以通過李白,我老思考我們的存在,通過杜甫,我思考我的責任。
我準備明年寫關于他(李白)的一本書。奇怪的是,在外國,用英文寫杜甫、寫蘇東坡的不少,寫得也很好,但是李白基本上連一本書也沒有,這是非常奇怪的,我理解不了這是為什么,很難說。
《人物》:寫作時有什么特別的工作習慣嗎?
顧彬:我的桌子一定要亂七八糟。亂七八糟的桌子比較容易聚集思想,因為寫作需要思想,我不能收拾桌子,一旦收拾干凈,這些思想它們會離開我,它們會馬上消失,所以我的桌子要堆起來,不能讓我的思想走了。
《人物》:寫作的時候也喝酒嗎?
顧彬:看情況。一般來說,早上我喝咖啡,有時候我也向北京人學習,喝點小酒。寫得不順利的時候,我會開始發(fā)牢騷,不知道怎么繼續(xù),沒有靈感,覺得太累了,我就會喝葡萄酒,或者白酒。但是有靈感的時候,我不能喝,思想會跟著白酒到肚子里頭,就找不到了,不能喝。
那么,請讓我現(xiàn)在喝一口,因為我開始感到累了。度數(shù)不高的酒對我來說是水。我要喝的話,最少53度,最高72度。72度是最純的,你要嘗嘗嗎?
《人物》:我不喝,72度不就是酒精嗎?詩人為什么這么喜歡喝酒呢,因為喝醉的時候比較接近李白嗎?
顧彬:希望如此,但是我沒辦法跟他比。我還沒有在月亮底下跟月亮喝過酒,不能說我不喜歡月亮,但是我特別喜歡日落。天氣好的時候,我就坐在辦公室里,往外看一直能看到西山,每天日落的時候,我就坐在這兒喝白酒,享受享受。
《人物》:中國的作家很多也喜歡喝酒,你們會有作家的酒局嗎?
顧彬:今年的中秋節(jié),跟歐陽江河、西川等一批人,我們在日壇旁邊一個古老的寺廟喝酒。那里原來是寺廟,現(xiàn)在是一個飯館了。那一天是歐陽江河請客,我們吃好吃的飯,喝很好的酒,坐在原來寺廟的院子里,看著月亮,我們在談論杜甫。敘利亞很好的詩人阿多尼斯也在那里,所以有各種各樣的語言,阿拉伯語、德語、漢語、英語,那是一個豐富的夜晚,最重要的不是酒,也不是飯,而是我們的對話,我們的交流。我們在外面,看一眼月亮,談一談杜甫。
《人物》:距離你第一次來北京已經幾十年了,你對這座城市的印象是什么?
顧彬:我的北京,是一個非常自然的北京,一個古老的北京,一個安靜的北京。我剛來的時候,北京好多地方沒有電,沒有光線,我享受那個時候晚上全部都是黑的,可以看到月亮。那時候我很幸福,也可以說是很幸運,能夠感覺到這樣的北京,F(xiàn)在的北京到處都有光線,一些商店一天開24小時。
但是,現(xiàn)在我還能找回來一些我的北京。如果我?guī)闳サ脑挘銜M入另外一個世界,比方說臥佛寺,比方說梁啟超的墓,那里很美,很舒服,我經常去,在那里可以很舒服地寫詩。
《人物》:今年很多人最喜歡討論的作家是金庸。
顧彬:我看過他,也寫過他,我全部否定他,全部。我為什么否定他,有幾個原因。一個是,他只寫作了最多十幾年,在還沒有死去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里,他什么都沒有寫,可是,一個作家應該一輩子寫。另外,他的寫作有目的,他負責當時香港那個報紙,他寫這些小說為了有讀者去買,寫作是應該有動機,但不應該從錢或者其他非常具體的東西來。
《人物》:但是一個寫作者想要在現(xiàn)在這個時代活下來,他除了要學會和文字相處,也不得不學習和市場相處。你考慮過他們所面對的這種現(xiàn)實生存困境嗎?
顧彬:是有的,但我覺得這是次要的。一個作家,你應該完成你的作品,你的任務,你的使命。如果你有一個宮殿,7個女人,還有7輛車,最后注定你什么都沒有。但是如果你完成了自己的任務,你滿足了對自己的要求,死的那一天,你就會對自己說,嗯,差不多了。
在德國,我們也有我們的「金庸」,我在13歲看了60本(同類型的)小說,都差不多。如果我沒有看過這些書的話,可能我對金庸的理解會不一樣。中國的金庸最出名的一部小說《鹿鼎記》,男主人公有七個妻子,我看不下去,我受不了。這些女人都很美,但女人不應該是一個星期每天換的東西,她們是人!女人應該有思想,如果她有思想,才會有吸引力。
《人物》:活到73的時候對自己有什么新的認識嗎?
顧彬:別人到了70歲以后,可能少做事,可能多休息,還有的會多看電視,但是我不會。我不看電視,不管是在德國、美國還是中國,我都不看電視。我每天看書,我不允許自己休息。孩子們小的時候我會帶他們去維也納度假,在那里讓他們在外面跑一跑,打乒乓球或是游泳,但是他們長大了,走了,我20年來再沒有度假過。我可能已經翻譯和編輯了超過100本書,從翻譯來看,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任務,我可以不再翻譯。但是從寫作來說,我不可以停止。
《人物》:在家的時候,你是一個什么樣的爸爸?
顧彬:孩子還在家里的時候,他們都待在我的肚子上,我跟他們出去玩。他們10歲之前,我用自行車送他們去學校。我老給他們做飯,他們要求吃木須肉、酸辣湯。他們都會背誦李白,懂不懂是另一個問題,但是他們背得下來那些詩。我喜歡中國的文化,他們也有感興趣的中國文化,但是我估計我們喜歡的是不太一樣的。他們喜歡來中國,但是是來吃北京烤鴨,我的一個兒子有一次為了吃烤鴨而來了北京。
《人物》:如果給2018年的自己選一個漢字,會是哪個字?
顧彬:我最喜歡的漢字是愁,發(fā)愁的愁。因為我是憂郁的,我覺得愁這個字特別好看。
《人物》:你看上去的確很憂郁,也很嚴肅。寫作是會讓你笑起來的事情嗎?
顧彬:對,我在創(chuàng)造我自己。
《人物》: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自己?
顧彬:一個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一個有信仰的人,一個有明確目的的人,一個知道自己為什么不看電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