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成就太大，需要長篇文章來介紹;有的人成就也高，名聲也高，只要幾句話就可以;也有的人一句話都不介紹的，余秋雨就是第三種人。

——作家 張賢亮

1992年出版的一本《文化苦旅》，一時洛陽紙貴，人人爭讀余秋雨。自此，他的書暢銷了二十多年。直到一次展出上，出版方將他出版的所有書，做成了一面書墻時，余秋雨老師才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寫得太多，堆成書墻太嚇人”。

離開公眾視野幾年后，72歲的余秋雨，帶著一門《中國文化必修課》回來了。他說：“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從遠方的江湖歸來。”

1

馬行千里，不洗泥沙

熟悉的讀者都知道，上世紀90年代，余秋雨23次辭職遠行，孤身在全國各地進行文化考察，寫下風靡一時的散文集《文化苦旅》，被稱為“印刷量最大的現(xiàn)代華文文學書籍”。他也由此成為國際間最具影響力的華文作家之一。

但你可能不知道，成名之前他都經歷過什么。

余秋雨高中畢業(yè)，考取了上海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就遇到“文革”災難，父親被關押，叔叔被逼死，家族陷入危機。饑寒交迫中，年僅二十歲的余秋雨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擔，被下放到農場服勞役，極其艱苦。

三年后，因為復課、編寫教材的需要，他被調回分配編寫《世界戲劇學》。1976年初，他編寫教材被批判為“右傾翻案”。無奈之下，他只能逃到奉化山間一座封閉的老藏書樓研讀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直至“文革”結束才返回上海。

返滬后，余秋雨又再次將自己關在一間13平米的狹小屋子里，正是在這里，他的思想觀念被羅素、盧梭、雨果等世界級的大師從頭梳理了一遍。

也是在這一過程中，他便開始只專注于自己的研究，“就是一個人真正體驗過災難以后，不會太執(zhí)著，不會太執(zhí)著。”

所以成名之后，即便深陷在青歌賽是非、“捐款門”等輿論的漩渦，他始終沒有作任何反駁和回擊，他說：馬行千里，不洗泥沙。

“一匹千里馬要走很遠，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塵土和泥沙，整天花時間在河里洗澡，這樣的馬還能是千里馬嗎?”

2

“我沒有手機，也不上網，

平時最多就是看看電視。”

由于不想被信息過度占據生活，他至今不用手機，也不上互聯(lián)網。寫作之余，他會在客廳里，用一個花三十多塊錢購買的運動器械，邊做運動邊看電視。

對于年輕人流行的文化，他會通過電視關注，《瑯琊榜》、《那年花開月正圓》都是他喜歡的電視劇。比起盲目無條件推崇老一代藝術家，他更欣賞像胡歌、華晨宇等新一代藝術創(chuàng)造者，對他們的了解甚至超過了當代年輕人。

“

文化的新陳代謝，是永遠不變的規(guī)律，有時候我們以為擁抱的是文化，其實是落后。

盡管不上網，但余秋雨絕對不是想象中的那種傳統(tǒng)保守派作家。他對生命力的創(chuàng)造總是最感興趣，對于與大眾審美相反的老態(tài)東西，他更傾向淘汰的態(tài)度。

在生活中，他也常�；ㄔS多時間在寫書法上，有時甚至用幾天幾夜的時間，在家里寫《離騷》《逍遙游》。按照妻子馬蘭的說法就是：有時只看他穿了一條短褲，關在屋子里邊，整個家里全是墨的味道。就是寫，滿地都是紙，他卻極其享受這個過程。

“馬來西亞的咖喱魚頭我會做，浙江菜、安徽菜我都會做。”對于日常生活，余秋雨會和妻子樂此不疲到菜場買菜，自個兒燒菜做飯吃。家里也不請保姆，好多活都是他們夫妻二人自己干的。

3

我不是重出江湖

而是從遠方的江湖歸來

一直沉寂在家寫作多年的余秋雨，突然錄制了一檔音頻節(jié)目——《中國文化必修課》。72歲的余秋雨說：“我不是重出江湖，而是從遠方的江湖歸來。”

其實，在我們看不到他的這些年里,他一直輾轉于世界各地演講。不僅在美國國會圖書館、聯(lián)合國總部以及哈佛大學、耶魯大學、馬里蘭大學等地講授中國文化，在香港浸會大學擔任了兩年的教授，他還在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擔任了三年的院長。

用他的話來講，他始終在講課，不斷在講中國文化，講世界文化，講它們的組合和更新狀態(tài)。他說：

“中國文化應該具有世界身份，這個不是現(xiàn)在我們要追求的，很早以前就有了。我覺得給中國人講這個問題很有價值，因為文化是安身立命之本，他們覺得我們在這個地球上可以走得很從容，站得很自在，我就做這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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