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舒晉瑜

阿來的身上，有一股擰勁兒。

當年《塵埃落定》寫出來，用他的話說，“稍微像樣一點的出版社都投過稿”，結果怎樣呢?

“有回信算好的，大部分石沉大海。稍微帶點新意的作品出來，很多人拿不準。”所以阿來覺得，藝術和出版的關系很微妙。大家都在談創(chuàng)新，可是真正有創(chuàng)新的作品拿出來后，又跟閱讀經驗相沖突。退稿理由主要是，圖書出版市場化了，希望阿來的作品處理得“通俗”一些。阿來回憶道：“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編輯說你改改吧，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見。我那時比現(xiàn)在說話還沖：《塵埃落定》可以改：錯別字。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錯別字，因為我不能保證我每個字都敲對。”

從處女作開始就被“退稿”，阿來在文壇上從一開始就不順利。他倒覺得這是好事，尤其是對年輕人，這樣更接近文學本質，會回過頭來在創(chuàng)作上下更多的功夫。

很多人走了捷徑，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薦到圈子里來，阿來也經常聽到身邊有人說，到北京去了，認識誰了。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文壇作家們于是有了“同學聚會”，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魯迅文學院等等。阿來不報名，也沒有這個要求。他覺得那些內容通過學習就可以達到。“不是理科，必須在某個國家的實驗室才能學到。我就想自己學，剩下的東西就是人際網絡的建設。我覺得我不追求這個。”

他說，選擇寫小說，就覺得這是可以靠個人能力達到的。如果見了誰還要點頭哈腰，早就放棄了�？墒�，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文壇也不能出其左右。和他一起寫作的都走紅了，他還默默無聞。雖然發(fā)表了不少短篇小說，但是因為不在那個“圈子里”，即便有作品發(fā)表大家也不大談論他，會“假裝”他不存在。他不服氣，一定堅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壇有立足之地。只是阿來沒有料到，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網絡支撐的社會，完全憑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確實很難。同時寫作的人20多歲就出名了，阿來卻得到十年以后。

“我覺得沒關系。我從來只問一個根本的問題：為什么我做文學而沒有做其他，我有很多選擇的機會。選擇文學，不傷害我的自尊。我本來就是為了活得干凈一點，才干了這么一件事。”

屢屢被退稿，阿來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但他沒有停留在顧影自憐上。這一遭遇直接導致他后來的行為——做雜志。“我就想，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文化產品不應該去迎合讀者。”他認為，這樣的觀點不是建立在切實的市場調查基礎之上，而是揣測讀者要什么。當他去做《科幻世界》的時候，引導多于迎合。阿來用事實證明，文化產品，應該有這樣一種責任，也應該有這樣一種力量。“如果光是發(fā)點書，賺點錢，這樣的寫作對我來說太可怕，還不如當農民去種地。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義。”

他似乎從來沒有對自己產生過懷疑。理由是，寫作者同時也是一個很好的讀者，讀了那么多書，他對自己的作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很多不出名的人，為了能夠出書或者出名，不惜一切代價，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

后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來到成都，聽說阿來手里有部長篇，提出帶回去看看。這部作品轉到了編輯腳印手里。腳印當即判斷是部好作品，社里也準許出版，首印1萬冊，這在當時的市場環(huán)境下已經是個非常大的數(shù)字。而腳印堅持認為可以印到5萬冊，就找到當時的發(fā)行部副主任兼策劃部主任張福海(現(xiàn)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對外交流與合作司司長)，極力推薦這本書。張福海將《塵埃落定》帶回家，一口氣看到凌晨4點，看得淚流滿面。第二天他去找社長要求印5萬冊。社長問：“賠了怎么辦?”張福海說：“賠了扣我獎金!”社長追問：“獎金也不夠呢?”他堅定地回答：“那就扣工資!”首印5萬冊的事情就這么定下來了。結果面世第一年，就創(chuàng)下了銷售20萬冊的奇跡。

《塵埃落定》參加第五屆茅盾文學獎的評選時，阿來不認識任何評委，更不知道那次評選，終評委是以全票推選的�！犊苹檬澜纭穭倓�(chuàng)辦了一個子刊，他參加了南京書展，主要精力放在新雜志在訂貨會上首次亮相的推廣上，想趕緊拿個幾萬份的訂數(shù)。接到獲得茅獎的電話通知，他當時都沒反應過來，等忙完以后，一想，咦，得獎了。

如今，《塵埃落定》已悄然走過15年，并創(chuàng)下了100余萬冊的銷售紀錄和單本圖書海外版權量之最，并被認為是歷屆茅盾文學獎中最好的作品之一。當時評委會給出的評價是，“小說視角獨特，有豐厚的藏族文化意蘊。輕淡的一層魔幻色彩增強了藝術表現(xiàn)開合的力度”，語言“輕巧而富有魅力”、“充滿靈動的詩意”，“顯示了作者出色的藝術才華”。《塵埃落定》的出版，在當年甚至被視為一個事件。而當時很多評論家自發(fā)地寫評論文章，那時的阿來，一個評論家都不認識。在《塵埃落定》出版暢銷15年后，他依然深深地懷念多年前純粹而濃郁的文學氛圍。

“我經常說我不是一個作家，我上中學的時候都不曾知道作家這個詞，甚至也不知道文學。”阿來說，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張報紙，那上面關于京劇《沙家浜》的報道，是自己接觸到的“首部文學作品”。“它跟我在學校念的毛主席語錄很不一樣，文字可以有組合，放得好了，就很舒服。”阿來被方方正正的漢字所牽引，認為組合文字是高級智力游戲，而他，對文字、語言有游戲心理。

阿來30歲之前已出版兩部作品，這在當時已算功成名就。然而他對自己并不滿意，隨后就停頓了下來，進行地方史研究。一停就是4年，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電腦上寫作的沖動，于是沒有任何計劃地寫了起來。“我中間還停頓了兩個月，是為了看世界杯足球賽，直到意大利隊的巴喬罰點球罰飛的那天，才又開了工。”而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來的《塵埃落定》。

對于這部作品的得獎，他卻認為，得獎不能解決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說寫得更好的問題。有一年，他去參加另一個文學獎的頒獎。記者采訪另一位作家，說著說著扯到諾獎了。那位作家說：這就是我寫作的動力。回過頭來記者又來問阿來，阿來說：“我也得了小獎，很高興。自己主動想得獎的作家是可恥的，文學史長還是文學獎長?文學獎是和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一起來的，李白為什么寫，寫《詩經》的人為什么寫，寫漢代樂府詩的人為什么寫?”他說，自己是文學“原教旨主義”，一直在堅持文學根本。

阿來有自己的擰，但是也明白什么時候不該“擰”。他不會跟自己的內心擰，也不會和命運擰。“我有點聽天由命——聽起來會讓人感覺有點消極，但是人的命運有一個大的定數(shù)，再擰也別跟那個較勁。人都是有命運感的，有自然神性的東西支配它。”他說，《空山》里有宗教感、有宿命感，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東西。但是很多人沒有，所以不斷地去滿足自己的物質要求。當然，他也坦率地承認，自己還是有點“享樂主義”，“我不用非法犧牲文學的方式謀取財富，但是賺到一點的時候，還是愿意享受生活。”

來源：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