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易中天先生商榷
看了易中天先生與秋風先生商榷的文章《這樣的“孔子”不離奇嗎》，不禁啞然。他說秋風先生有些觀點“純屬想象”，秋風先生的文章我還沒有看，不知是否如他所說；但我看了易先生的文章之后，發(fā)現(xiàn)易先生的很多觀點倒近于想象了。
君臣關系生來就定好了嗎
易先生說“君臣關系,幾乎剛一生下來就規(guī)定好了,根本就沒得選”，依據是“君臣關系的社會基礎、理論基礎和心理基礎是父子”，父子關系沒得選，所以君臣關系也沒得選。這類推未免簡單化了。
不錯，儒家常把“父子”“君臣”并舉，在儒家語境中，“父子”與“君臣”有某種意義上的同構性，但并不是說“君臣”就等于“父子”。儒家強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父子親情基于血緣，從天而來，當然無可選擇，但君臣關系則是基于“義”，“義者，宜也”，是后天的，君擇臣，臣亦擇君，能否結成穩(wěn)定的君臣關系，要看雙方是否合義。劉備與諸葛亮是難得的君臣際會，但眾所周知，他們君臣關系的確定是在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為其誠心所感動之后。
古代知識分子當然愿意做官行道，但如果他對君主、皇帝、或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不信任，他寧可不仕。自古以來，面對朝廷征召辭不就仕的人，不可勝舉。易先生認為孔子可以不做諸侯國的臣，但不能不做周天子的臣，也是想當然的，孔子如不想出仕，既使周天子征召，照樣可以堅辭不出。伊尹本一農夫，耕于有莘之野，湯使人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屑一顧。湯再三懇求，伊尹才出而救世。伊尹為孔子所推重，如孔子處伊尹之境，恐怕也有他選擇的自由，何必一定做周天子之臣？孔子的態(tài)度是“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可無不可”，一切以義為裁奪。
秦漢以后，國家一統(tǒng)，皇帝雖然權力至高，但也不能強迫別人做官。光武帝劉秀登基之后，征名士周黨、嚴光、王良，周黨、嚴光不出，唯王良應召。而王良因無功取大位，為人所譏，后辭官，再征不應。嚴光本光武少時同學，光武待之殷勤備至，嚴光乃云“士故有志，何相迫乎”，歸富春山耕田垂釣。尤其在政治黑暗的時代，不知有多少知識分子堅辭不仕，或教授鄉(xiāng)里，講明正學；或歸隱山林，獨善其身。翻翻歷史，觸目皆是。這種知識分子的高風亮節(jié)，正是儒家人格的光彩耀人之處，豈可視而不見？
獨善其身還是入朝為官，在古人是出處進退之大節(jié)，儒家更是特別重視這一點，孔子認為大臣應“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與弟子們反復辯難“士不見諸侯、不讬諸侯”之義，國君如不致敬盡禮，士即不見。見且不得見，況得而臣之乎？這并非儒家自視清高，而是儒家認為，讀書人出仕不是為了一身富貴，而是為了得君行道，兼善天下，“不如是不足以有為也”。如屈身而求仕進，大節(jié)已虧，做官也毫無意義，“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讀點經書，就會知道這實為儒家立身之根本，處世之大節(jié)，絲毫含糊不得�！�
易先生之所以認為君臣關系與生俱定，其實還因為對“臣”的涵義理解有偏差。在易先生看來，只要你是這一國的人，就算是這一國的“臣”了，他依據的是《詩經》中的這幾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實孟子早就指出，這幾句“是詩也，非是之謂也”，也就是說那只是詩，是一種情感性的象征性的表達，事實并非是那樣的。孟子還舉例說，《詩經》中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之句， 如果信以為真實，則周朝就沒有遺民了，而那根本不符合事實。易先生以《詩經》中的一句話，來證明“君臣關系乃天定”這樣的大題目，也太“想當然”了吧？
“愛有差等”就不好嗎
易先生批評儒家的另一方面，是儒家的“仁愛”是“有差別、有等級、不平等的”，認為儒家與“平等”最不沾邊，反而是墨家、道家、法家等“非儒家” 比較接近“平等”，更有可能開啟“平等之門”。對儒家“仁愛”的這種批評并不新鮮，乍看很有理，其實也是很膚淺的�！ �
儒家有“差等”的“仁愛”與墨家的“兼愛”比較起來，的確容易給人不開闊、不徹底的感受，但如果你對人類的愛有實際的觀察，你可能就不得不承認，儒家的“仁愛”才是更深刻、更實際的，也更平等。何以言之？愛不是空中樓閣，不是空穴來風，愛是要生長的，愛只能在家庭中生長，在父母的懷抱中生長。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愛是最真摯最深沉的愛，有了這種愛的體驗，一個人才獲得了愛的能力，才知道如何去愛他人。孤兒的不幸不只在于生活孤苦無著，更在于他失去了體驗愛、實踐愛的最基本條件，愛的能力無法成長�！ �
從人類愛的實際情況看，除了少數(shù)宗教徒外，極少有人能夠在愛家人與愛別人身上投入完全相等的精力，做到愛自己家人與愛別人完全一樣。絕大多數(shù)人還是只能以愛自己家人為主。如果每個人都能真心真意地愛自己的家人，同時力所能及地愛別人，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到了愛嗎？這不就是最大的平等嗎？為什么非要生硬地把對自己家人的愛與對別人的愛“扯平”呢？
墨家的“兼愛”正是這樣生硬“扯平”的愛，看上去很“平等”，很好理解，其實卻是虛幻的，根本就做不到的。別說中國人做不到，就是以“自由”、“民主”、“平等”觀念立國的西方現(xiàn)代國家也做不到。因為它根本不符合人性，不符合人之常情，終歸不過是一句漂亮的口號而已。正如一位西方哲學家所說，固執(zhí)地相信愛家人與愛別人應該相同的人，最可能的結果不是以對父母的深厚之愛愛別人，而是以對別人的冷漠對待父母——對誰都不愛，取消了愛。
正因為洞察到墨家“兼愛”對世道人心的這種巨大危害，孟子才不得不大辟楊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我們今天的人，可能會以為孟子批評楊墨未免激烈，其實，楊墨的思想發(fā)展到極端，真的會把人類帶入“仁義充塞”“率獸食人”的“禽獸世界”！不了解這一點，你就不理解圣賢憂世之深廣，愛人之真切�，F(xiàn)代社會危機的一大根源，不正在于人們背離了家庭之愛這個穩(wěn)固的根本，去盲目追求虛無縹緲的“平等”之愛嗎？今天的人類在愛的問題上，是進步了還是倒退了？
儒家并非不愛人，儒家看“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但儒家不唱高調，老老實實地從人類的實際出發(fā)，從根于人類天性的親親之愛出發(fā)，逐漸推廣到其他一切人，自然而然，順理成章。這才是最真實、最自然、也是最平等的愛！一個視父母親人如無物的人，會愛他人嗎？一個連父母親人都不會愛的人，有能力愛他人嗎？天下有幾人真有能力把自己的愛平均地施予所有人？易先生說儒家有“差等”的“仁愛”是孔子“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殊不知，這正是儒家比“非儒家”以及西方“博愛”觀念更高明深刻的所在�。�
周的天下是按“叢林規(guī)則”用拳頭硬打出來嗎
讀易先生的文章，有一個強烈的印象，就是他似乎不相信國與國之間有正義，甚至人與人之間是否有正義，也得劃個問號。他認為任何一個朝代、任何一個國家都是按照“叢林規(guī)則”—— 達爾文式的“弱肉強食”規(guī)則——憑實力靠拳頭打出來的。他認為周朝就是周天子用武力戰(zhàn)勝別的諸侯，奪得霸主地位而建立起來的。如果他是在講歷史演義，我們置之一笑可也，但他現(xiàn)在是正經地談學問，就不免令人感到驚奇了。
周的天下是按“叢林規(guī)則”用拳頭硬打出來的嗎？周的祖先自后稷起，修仁行義十余世，到文王，以百里之地行仁政，天下大悅而歸往，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文王依然恪守臣道，服事于殷。到了武王，商紂暴虐無已，武王東觀兵，天下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勸武王誅紂，武王猶曰“不可”。直到商紂殘暴已極，惹得天怒人怨，武王始伐紂，兩軍陣前殷人倒戈，商朝短時間內摧枯拉朽般地滅亡了�！�
當然，這是歷史記載，事實是否有出入，我們不得而知。但易先生又憑何斷定周的天下一定是“用拳頭硬打出來的”呢？不錯，周朝的建立依舊使用了武力，最終仍是憑實力取勝，但難道其中就沒有“仁政”——人心向背的因素嗎？多少朝代興亡更替，多少人物崛起覆滅，難道只是力量的消消長長，根本沒有人心的作用？人類難道就是這么一群無情無義、按“叢林規(guī)則”組織起來的生物？
易先生是歷史學家，肯定熟讀歷史，對歷史事實了如指掌。也許他在歷史中看過太多的血雨腥風，陰謀詭計，太多的指鹿為馬，翻云覆雨，于是以為歷史不過爾爾，不過是少數(shù)野心家冒險的舞臺。但歷史難道就沒有另外的一面——比如理想的堅守，救世的悲憫，無私的犧牲和真誠的眼淚？也許，這才是人類歷史更重要更本質的方面。易先生看到了太多歷史的陰暗和人性的消極面，但他缺少一束強大的光明來穿透黑暗。光明來自哪里？來自圣賢經典，來自為圣賢經典所啟發(fā)的心靈。只讀歷史不讀經書的人，常常會陷入歷史的泥濘而不能自拔。
在儒家看來，人類的政治形態(tài)有三種：一是“王道”，以德服人，這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其次是“霸道”，以德為號召，以實力作后盾；最后是“無道”，完全以力相勝，毫無道德可言。而易先生心目中的政治，似乎就是一個殘酷無情的角力場，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霸道”也算不上，只能算是“無道”了！以這樣的心態(tài)講歷史，談政治，于世道人心有多少裨益呢？
易先生以講歷史名揚四海，但當他灑脫的文筆觸及儒家“君臣”、“仁愛”、“禮治”這樣的大題目，并不能像敘述歷史事件那樣游刃有余。歷史是學問，但學問不就是歷史。古人云“先讀經，后讀史，則論事不謬于圣賢；既讀史，復讀經，則觀書不徒為章句”。易先生給我的感覺，可能是先讀史，后讀經，甚至沒讀經，至少沒有認真地讀經。雖然他講的是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其實他的觀點是西方的，還是比較籠統(tǒng)、浮泛的西方觀念。
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孔子天生就是一個在天子腳下唯唯諾諾的“臣”；儒家的“仁愛”，遠不如墨家的“兼愛”“平等”；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圣賢天子文王武王，不過是在實力角逐中僥幸獲勝的頭目；周公所制禮樂，不過是維護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巧妙的工具。圣賢高尚的人格、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就在這輕描淡寫又貌似深刻的敘述中被一筆勾銷。圣賢之心究竟如何？中國文化的精髓究竟何在？易先生是不管的。
古人歷來主張“經史合參”，不讀經書，安得識圣賢，安能理解中國文化？
作者：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