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盈盈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畢業(yè)，現(xiàn)為該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并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研究方向為性與性別社會學、身體社會學、艾滋病的跨學科研究、社會學定性研究方法。著有《身體、性、性感》《性社會學》《性之變：21世紀中國人的性生活》《論方法：社會學調(diào)查的本土實踐與升華》等。
通常人們在提及“性社會學”時，更感興趣的往往不是“社會學”，而是“性”。“紅燈區(qū)”、“小姐”、“嫖客”，好像光是拋出這些稱謂都能引發(fā)遐想，足夠神秘。然而，對于性社會學研究者來說，越研究越會發(fā)現(xiàn)其中都是共性：性產(chǎn)業(yè)跟別的行業(yè)沒什么兩樣，“小姐”跟別的人沒有多大區(qū)別。
這是被譽為“中國性學第一人”的潘綏銘教授不斷跟學生強調(diào)的。他從1998年第一次去東莞開始“紅燈區(qū)”調(diào)查以來，先后帶領團隊走過中國13個“紅燈區(qū)”，接觸過近1400位“小姐”、“媽咪”，從主體建構(gòu)的視角持續(xù)關注她們的生存狀況，感受她們的歡樂與無聊。
《我在現(xiàn)場：性社會學田野調(diào)查筆記》就是團隊成員們在調(diào)查過程中的觸動和感悟。潘綏銘和他的學生黃盈盈等人，用一篇篇研究手記帶領我們?nèi)サ?ldquo;現(xiàn)場”，讓“紅燈區(qū)”和“小姐”不再是空洞和遙遠的概念，而是化作一個個具體的、有感情、有念想的人。不僅如此，這些調(diào)查手記有別于力求客觀的研究報告，帶有很重的“我”的痕跡。研究者們除了關心“小姐”們?nèi)绾慰创@個世界，也在一句句真情實感的文字里袒露調(diào)查過程中自己的成長和變化。
“人在做學問，學問也在做人”，對于研究者來說，他們的認知經(jīng)歷和田野感受也反過來影響治學和為人。已經(jīng)接棒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的黃盈盈，一直記得自己第一次進入深圳“紅燈區(qū)”時被前輩告知，“你要自甘墮落”，“如果你試圖以救世主的心態(tài)來看待你的研究對象，你干脆還是別做了；別拿她們來滿足你的道德優(yōu)越感。在關注道德邊緣人群、關注底層社會的現(xiàn)象時，這句話尤其有分量。”
理解與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邏輯
新京報：最初怎么想起大家一起合寫這本書？
黃盈盈：這本書聚集了我們長時間積累的一些想法，觸及我們切身相關的田野感受。好多人會把自己作為一個研究者懸掛起來，但在這本書里，很難說主角就是我們，但至少“我”的痕跡是很重的。這些彌散在潘門聚餐時有趣且重要的八卦，在目前的學術(shù)期刊上是發(fā)表不了的，所以大家覺得不如寫成一本調(diào)查筆記出版，不是特別嚴肅，也不用循學術(shù)八股，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不過，本書從策劃到最后出版，起關鍵作用的還是潘綏銘老師。我是沾了大家的光。只是也沒有想到，這樣一本書，從交給第一家出版社起，居然三年后才面世。
新京報：書中很多文章都提到，在性研究路上摸爬滾打多年后，很多想法都會有變化。對你來說，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黃盈盈：對我來說，最大的改變是態(tài)度上的：千萬別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也千萬不要輕易同情別人。說實在話，“小姐”的生活和我的校園生活是挺遙遠的，不用刻意去掩飾這種距離。不過，如何對待這種差距，則不僅是人生態(tài)度，也是一門學問。我在研究中首先學會的就是時刻提醒自己要有平常心，時刻反思要如何去面對跟自己生活不一樣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被社會理解的人。
最初我也有一些高大上的想法，后來被狠狠地擊碎，跌到地面。住在紅燈區(qū)，有一些特別瑣碎的生活細節(jié)，會讓你看到不一樣的人的活法，以及自己的可笑，也更能理解與尊重不同人的生活邏輯。學術(shù)即生活。所以說，“紅燈區(qū)”研究帶給我的最大影響首先不是學術(shù)上的，而是為人處世，怎么去看這個世界，怎么去看不同的人生。
心平氣和地去了解這個人群
新京報：做“紅燈區(qū)”研究，切實的社會意義是什么？
黃盈盈：跟“小姐”人群接觸時間越長，我的情感與立場的卷入也越強。我認為，這才是合乎學術(shù)倫理的。她們不光是處在社會的邊緣，道德的邊緣，還處在法律的邊緣。對很多人而言，“掃黃”只是一個干巴巴的概念，可是對于我們來說，“掃黃”所指向的是一個個活生生的女性（也有其他性別）。她們平時就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但是就因為她做的是這行，就成了被暴力清理的對象，很多人還拍手叫好。這本書的用意之一，也是希望以帶有溫度與感情的文字，讓更多的還愿意讀一讀的人能夠稍微心平氣和地走近這個人群，了解這個人群。不求你支持人家，但至少不要妖魔化，更不要以為清理了“污垢”而后快。
我們碰到太多的指責。說你們?yōu)檫@些人說話，覺得她們需要生存的空間，這不是在鼓勵所有的女孩子去干這行嗎？社會不就亂套了嗎？會嗎？不會的。每個人的人生軌跡不一樣，生活境遇與選擇面也不同。“性”的議題，特別容易引起道德恐慌。不光是小姐，同性戀、變性人議題都存在類似的“滑坡邏輯”，認為他們該為一個社會的道德滑坡負責，這是沒有道理的。這是在拿弱者與邊緣人當替罪羊，不公平。
我并沒有奢望我們的研究會帶來法律政策層面的改變，但是如果能夠改變一些讀者對“小姐”及其他邊緣人群的看法，多一份平常心與同理心，那就是有意義的。當然，我們做性社會學研究的人，經(jīng)常也會被學界認為是一小撮人在自嗨，那也未嘗不可。
“紅燈區(qū)”是社會變遷的縮影
新京報：你在書中也提到追求“一種更加接地氣、不受理性概念框架限制的民間智慧”，生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很多時候確實無法用概念和框架去套。
黃盈盈：是的。生活挺復雜的，也有很多曖昧在里面，這個我們其實都懂。我們拿概念說它的時候，是在切割與簡化它。當然，不切割也是做不到的。但是要小心的是，概念用著用著，就變成了生活，覺得世界就是這個樣子。更要命的是，不符合概念框架的就被當作異類，被凈化掉，以滿足我們對秩序的渴求。換句話說，很多時候?qū)W者是在拿概念去套生活，不接地氣，也沒有給予生活基本的尊重。反而，在我們碰到的這些低學歷的各色人等中，看到更多的生活智慧與社會洞見，甚至更符合人性。
新京報：做了這么多年“紅燈區(qū)”研究，有什么有意思的觀察嗎？
黃盈盈：從1999年到現(xiàn)在，我們在變，紅燈區(qū)在變，中國社會也在變。當我們把這個時間線一拉起來，更多有意思的東西會浮現(xiàn)。比如，“70后”、“80后”、“90后”的“小姐”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年代的差異。我早年碰到的“小姐”會攢錢，想著以后做個小買賣，可是近些年碰到的小姑娘，玩性特別大，以至于我們在夜總會門廳里可以看到“不準跟客人搶酒喝”、“不能跟客人搶歌唱”的警告牌。
網(wǎng)絡及各類交友軟件的發(fā)展，在改變做生意的方式的同時，也在模糊“小姐”與“非小姐”的界限。而“小姐”們跨境流動的加強，也把我們的視野帶向巴黎的街頭、非洲的某個地方…….我最近一直想做“小姐”的口述史、紅燈區(qū)的變遷研究，因為，在這里能看到中國社會的縮影。
【筆記摘錄】
你永遠看見的是身為妓女的她。你不由自主地忽視了她是一個人，她有她的感情，她會有老公或者男朋友或者情人。……我所見到過的所有“小姐”和“媽咪”，雖然都表示自己愿意離開性產(chǎn)業(yè)，但是卻沒有一個人認為自己有什么“前非”可以去“痛改”，也沒有一個人自己現(xiàn)在做“小姐”就不是人，非得重新做起不可。因此，她們沒有一個人相信什么“拯救”或者“收容教育”。
——潘綏銘《我在“紅燈區(qū)”》
在我看來，對陌生人的好奇是一個社會學研究者最基本的素質(zhì)，他們睜大眼睛，掏空自己，汲取著滾動在社會事實中的營養(yǎng)，并把它們呈現(xiàn)出來，供人思索，發(fā)人警醒。他們像是整個社會軀體的解剖者和病理分析師，但每一個細胞在他們眼里卻都是獨立、完整的生命。就像社會中的個人，他們對社會學研究者而言，每個人都是最珍貴的寶藏。
——王昕《疏離與親密》
請初學者一定要心態(tài)平和并保持敏感，因為每一個被你敲開的門背后，都有他自己的世界和故事；想要聽，不是只帶一副耳朵就可以；想要聽，請放下你的評判和偏見；想要聽，你還要隨時準備講出你自己的故事，準備有限度地分享自己的秘密。
——杜鵑《非典型“性”調(diào)查》
【延伸閱讀】
《生存與體驗：對一個地下“紅燈區(qū)”的追蹤考察》
作者：潘綏銘
版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8月
《存在與荒謬：中國地下“性產(chǎn)業(yè)”考察》
作者：潘綏銘
版本：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
采寫/新京報記者李佳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