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被親生父母踹下車碰瓷 怎么會這么狠心孩子逃跑多次未果
賠償談妥了,小金顫抖著站了起來。這一次“碰瓷”算是“成功”了。這個14歲少年的腿、手臂、背和后腦勺留著結(jié)痂的新舊不一的痕跡,有的是在臺州留下的,有的是在寧波。從去年8月到今年10月,小金卷進了父母策劃的這門“生意”。這對從四川山區(qū)來到浙江務(wù)工的夫妻,帶著一雙兒女,奔波于浙江多地,一次次地強迫兒子在三輪車拐彎或快速行駛時摔出。“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騙到錢。”母親文麗說。直到被警方抓獲時,他們已作案近20次,涉案金額上萬元。在寧波市公安局江東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審訊室里,文麗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自己錯過了孩子的童年,當她把孩子從老家?guī)У秸憬瓡r,看到的是一個成績倒數(shù)、打架斗毆、不服管教的少年。
這個農(nóng)民工母親痛恨不成器的兒子,也無力扭轉(zhuǎn)貧窮的家庭。在她眼里,用孩子“碰瓷”得來的錢補貼家用,并無不妥。小金說,自己也曾試圖說服、掙脫父母,但都失敗了。他害怕車上父母的眼神,那是一種“惡狠狠、要吃人的眼神。”如果躲閃,母親會輕飄飄地補上一句,“還有兩分鐘就到了。”那是一種暗示,如果再不行動,父親的腳、母親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他會被父母踹下車或是推下車。目的只有一個,摔下去,“碰瓷”。這個14歲的孩子說,到后來,當真正摔下三輪車時,在皮開肉綻的痛感到來之前,他會覺得心里一塊兒石頭落了地,“終于輕松了”。我又不是鐵,怎么摔都摔不疼,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當人看嗎?
路是坑坑洼洼的,小金沒掌握好力度,整個身子撲了出去,皮破了,血和泥巴混在一起,他抱著身體大叫起來。這是父母教給他的,“沒那么嚴重也要裝那么嚴重,才能多要錢。”去年8月,小金第一次“碰瓷”,他們選擇了離家不遠的地方,訛了三輪車夫1000元。他一點兒也不想?yún)⑴c碰瓷。可家里,媽媽對自己罵罵咧咧:“你不去的話就不要上學了,去學校把你的學費要回來。”媽媽也會哭著說:“家里飯都吃不起了,怎么辦。”‘’當時只有13歲的男孩不吭聲了。他從老家來到浙江后,隨著父母換工作轉(zhuǎn)學兩次,新的教材和老師同學都讓他感到陌生,成績越來越差,數(shù)學甚至只考了幾分?伤是不愿意“碰瓷”,這個個頭越躥越高的少年很清楚,“‘碰瓷’是不對的”。
父親盧勇聽到這話,沖上來甩手就是一個耳光。小金個頭1米7,快趕上父親了,體重卻不到100斤。他被扇得直踉蹌。他委屈地大哭起來:“我又沒錯,你憑什么打我?我讀書不好,你們教我不就行了嗎?”回應他的是一個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聲音。他害怕那個碗砸到自己身上。“其實我來浙江以前成績挺好的,能考前幾名。”小金對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哥哥,是真的。”他記得,這個家以前不是這樣的。這幾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將,從此常帶著一身酒氣晚歸,有時候贏錢了,家里會有好吃的,父親也是和顏悅色。如果輸錢了,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他在作文里寫著:“家就像個菜市場。”
面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的提問,盧勇否認自己賭博,說兒子沒教育好,沒一點兒優(yōu)點,“不讓他碰瓷,這個家就沒錢吃飯,太窮太窮了”。這兩年環(huán)保抓得緊,盧勇打工的五金廠也關(guān)停了,四十出頭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兒,被各個工地召喚。新工作不好找,沒了穩(wěn)定的收入,自己就這么一點點“思想變壞了,走上了歪路”。這個農(nóng)民工十余年來外出務(wù)工,在媒體報道中認識了“碰瓷”兩個字。類似的新聞一多,他琢磨著,“碰瓷”的對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容易得手”。他盯上了親生兒子。最開始,兒子怯生生地跟他說:“爸爸,我們做兩次就不做了好不好?”他“心疼”滿身是傷的兒子,也想著“做幾次錢掙夠就算了”。
可是后來,他發(fā)現(xiàn)孩子“沒怎么嘔吐也沒怎么出血啊,醫(yī)生也說不是很嚴重啊”。與此同時,他的錢包鼓起來了,每次“碰瓷”的收入從幾百元一點點漲到了幾千元。在審訊室里,再一次回憶這些細節(jié),盧勇對記者說:“我慚愧了,我沒臉見人。”不過,幾個月前,“碰瓷”在他眼里依然是一門穩(wěn)賺不賠的“生意”。兒子疼一疼不是大事,摔一次就能掙到幾百上千元。過去,他和妻子在五金廠要戴著手套在油里清洗機器,氣味熏天,手套也常常滲進工業(yè)用油,后來皮膚過敏,變成大大小小發(fā)癢的紅點,再摳破就成了傷口,“很疼很苦的”。就這樣,一天不過幾十塊錢的工資。“他們上癮了。”小金對記者說,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到后來,父母強迫自己的手段越來越粗暴,連借口和理由都懶得找了,自己每一次抗爭,換來的只會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鍋碗瓢盆。
“‘碰瓷’來錢太容易,太快了。” 文麗向記者坦承,沒有任何工作能與之相比。唯一會抗議的,是兒子。一次,這個只會默默撫摸傷口的少年爆發(fā)了,沖著父母大哭,“我又不是鐵,怎么摔都摔不疼,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當人看嗎?”沒人理他。“都是皮外傷,沒什么問題的。”這個沒念過書的農(nóng)村女人向記者解釋,“跳的時候我也會看前后有沒有車。”小金還記得,碰上的車夫十有八九是殘疾人,特別是第一個被訛的車夫,“腳掌都沒了”。那天賠了錢,車夫一瘸一拐離開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里,他跟父母說:“他們好可憐啊。”“假如我們開三輪車,別人這樣對我們,我們怎么辦?”他很想說服父母停下。他的母親直搖頭,“不騙他們騙哪個?開汽車的嗎?我們能敲到竹杠?”文麗隨后又勸兒子,“再做幾次,等經(jīng)濟寬松一點就不做了。”
小金后悔相信了母親。經(jīng)濟寬松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抵達的站臺,父母在地圖上畫三角形,從他們的暫住地臨?h開始,向東南方向的臺州、路橋、溫嶺一帶挺進,東北則一路從寧海碰瓷到寧波。因為涉及到長途“碰瓷”,父母會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預告行程”,讓他“早做準備”。“真的煩死了。”學校是他最后的避難所,在那兒雖然聽不太懂數(shù)學課,但有同學,沒人打自己,更不用去想“碰瓷”的事情,F(xiàn)在,父母連最后這點兒空間也不給他了。他不再哭泣了,“哭沒有用,他們不會心疼”。這個少年回應的方式是強硬地拒絕,“我不去,我就是不想去。”暴力升級了。文麗在派出所承認,夫妻倆曾讓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目的是為了讓他低頭服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