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美國得克薩斯州維多市，34歲的離異女子Kathy Page被人發(fā)現(xiàn)死在自己車里。據(jù)推斷，她在死前遭受了毆打、勒頸和強奸。
被害者Kathy Page
經(jīng)歷了絕望的兩年后，鑒于警方的低效之舉，死者的父親James Fulton開始在各類街邊廣告牌上投放自己的憤怒。
“警察搞砸了案子、正義的審判遲遲未至、你沒準也會碰上這種事!”
“這里是維多城奧蘭治縣，在這里你即便殘忍地殺害一名女性，也沒人管”
“Steve Page(受害者前夫)殺了他妻子，然而警察卻不愿解決這個案子。我堅信這些警察肯定受賄了，司法部長應該來這里調查”
除了在廣告牌上對當?shù)鼐秸归_抗議外，每逢女兒生日時，James Fulton還會在當?shù)貓蠹埳峡菑V告，祝自己女兒生日快樂，以提醒公眾不要忘記此案。然而遺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
距今近二十年前，一位名為馬丁•麥克唐納的英國作家，在坐巴士經(jīng)過得州時，看到了這些廣告牌。
如今，馬丁•麥克唐納導演的《三塊廣告牌》斬獲了包括奧斯卡影后在內的多項大獎。
司法不彰，則私法必昌
多年前的一個記者發(fā)布會上，某發(fā)言人曾留下傳世名句“法律不是擋箭牌”，以警告那些在中國自討苦吃的外國媒體。
這話的確切中要害，即便是人類社會的最大公約條款，法律的最終價值還是要依賴有效性得以彰顯。如果法律無法保護那些列在紙面上的權利，則其不過是一句空話罷了。
于是，當司法不彰時，則私法必昌，當公力救濟失效時，人們就會投奔私力救濟——不通過國家機關和法定程序，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實現(xiàn)權利，解決糾紛。
這自然是絕佳的戲劇沖突題材，古今中外有太多文藝作品構架于私力救濟模式之上：比如“為救李郎離家園，誰料皇榜中狀元”的《女駙馬》、比如“此案如不究明實情，浙江將無一人讀書上進”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比如“我要求你主持正義”的經(jīng)典黑幫電影《教父》、比如“自由之樹必須時常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的美國戰(zhàn)爭大片《勇闖奪命島》……以及最近迎來熱烈討論的《三塊廣告牌》。
其實，拋去《三塊廣告牌》中那些角色之間的私人恩怨，整個故事主線及核心，就是一位喪失女兒的單親媽媽，因為不滿警方遲遲無法破案，而通過在廣告牌上發(fā)出質疑來進行私力救濟的經(jīng)歷。也正因此，很多國人將其類比為美國版的《秋菊打官司》或《我不是潘金蓮》。這三位女性的共同之處，就在于永不后退，因為她們身后無人支持。
從審美角度而言，這種身負冤仇，手逆乾坤的故事，無疑是非常吸引人的。然而在現(xiàn)實中，私力救濟的行為卻不一定都能得到欣賞。
舍法求法的代價
原《焦點訪談》主持人敬一丹曾出過本書，叫《聲音》，其主要內容架構，由數(shù)以萬計“看也不忍，不看也不忍”的觀眾來信組成。在書中，敬一丹寫到——
“有不少農(nóng)民與律師一起找到了電視臺，傾訴不平，尋求公道。我問過了農(nóng)民又問律師：為什么不走法律程序而找電視臺呢?律師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輿論比法律有力量。”
然而，不通過常規(guī)路徑尋求正義，即“舍法求法”，看似捷徑，其成本天然卻要增加許多。且不說花費時間精力金錢去求人托人雇人，光是苦主在這一經(jīng)年累月過程中所展示出的痛苦、絕望、偏執(zhí)、瘋狂，就讓很多常人惟恐避之不及。
比如《三塊廣告牌》的女主，自從打廣告質疑警察后，先是自己被警察教訓，隨后當?shù)厣窀高^來勸勉“所有人都不站在你這邊”，再之后被人身體威脅、遭受電視臺批評、同事被警察拘留、送孩子上學被扔垃圾……而在真實事件中，Kathy Page的兩個女兒也由于外公的廣告牌，在學校受到了欺凌。
再比如村婦秋菊從市里告狀回家后，家里人說“你別告了，你都不知道村里的人怎么說我們家，說我們是刺頭兒，以后人家都怕我們了。”
正應了那句話：
“我們國家是這樣的，如果你一輩子不攤上什么大事兒，那幸福指數(shù)是真的很高。但一切的前提是，你別攤上什么大事兒。大家平時都是BAT工程師，江浙滬小老板，外企資深HR，光鮮亮麗，文明禮貌，看美劇聽巴赫，談投資聊上市，一旦出了事，橫幅拉起來，微博發(fā)起來，膝蓋跪下來，和進城討薪，在包工頭面前磕頭的農(nóng)民工其實沒啥區(qū)別。”
事實上，私力救濟，尤其是為雪深仇大冤的私力救濟，對于普通人來說，無異于一次艱苦的創(chuàng)業(yè)歷程。不同于創(chuàng)業(yè)者可以接受失敗、止損或其它退出機制，私力救濟往往是無法接受失敗、不達目的不罷休的。而在這個過程中，調動人力、資源所需要的能力，須具備的勇氣、毅力與決斷力，都和一個項目創(chuàng)始人沒什么不同，這些素質也是絕大多數(shù)人并不齊備的。
更何況，在司法機器都無法給出答案的前提下，憑借個人能量又有多大幾率能夠伸張正義?無論《三塊廣告牌》還是秋菊、李雪蓮，這三位女主最終都沒能達成自己起初的愿望，反而陷入更深的漩渦中。
但，廣告牌就是最后的擋箭牌
人類社會至今都有相當高比例的苦主，并不會把希望寄托在司法機構那里。英國的一項實證研究表明，個人面對較重大的侵權事項時，只有20%的可能性會訴諸法律程序。在美國，如1000美元以上的民事案件中，只有1/10的美國人會與律師聯(lián)系，律師只就其中約1/2的案件起訴，起訴后能夠走到法院審理這一步的，連10%都不到。
可以說，現(xiàn)代社會絕大部分糾紛是通過非司法方式解決的，其中私力救濟的作用不可忽視。
即使私力救濟既不體面效率亦不高，法學界對其評價更是足夠負面——“私力救濟與生產(chǎn)力低下、文明程度不高的人類早期社會密切聯(lián)系”。但私力救濟的存在無論是對受害者，還是對社會其他成員而言，都有著巨大的正面意義。
作為一個伸張正義的新渠道，其對于受害者的價值自不必說。而《三塊廣告牌》的女主和“秋菊”們，對于社會公眾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她們自掏腰包，自負精力，自擔支出，以向社會重申權利的價值，和侵犯權利的代價。
法學泰斗貝卡利亞曾經(jīng)說過：法律的震懾力，源于承擔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擔犯罪后果的嚴重性。即便司法機構無法懲罰犯罪者，可還有私力救濟者接手，他們沒有結案時限，沒有調查終點。無論多么高明的犯罪者，都知道世界上此時此刻還有人在尋找自己。這就已經(jīng)構成對犯罪行為的有效威懾了。
于是，當法律不再是擋箭牌的時候，廣告牌還可能成為最后一道擋箭牌。
基于某些原因，我們不太可能在國內看到類似的廣告牌，普通人在當前治理體系下也少有私力救濟的空間，唯一曙光恐怕就是社交媒體上的轉發(fā)。
但這一途徑眼下看來尤其惡心。
鑒于受害者或審冤者往往“不合群、不得體”的表現(xiàn)，再加之人們心中“一個巴掌拍不響、蒼蠅不叮沒縫的蛋、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等“辯證法思維”，受害者有罪論在公眾輿論場中逐漸成為了一種共識。
豆瓣網(wǎng)友“小波福娃”曾總結過，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做一個完美受害者至少要遵守以下幾條——
1.公布的事件必須有足夠的、多方面來源的證據(jù)支撐，措辭嚴謹，邏輯清晰，除了事件本身之外，不講太多廢話，十分節(jié)制，既能戳中痛點，又不過于煽情(有寫公號十萬加的能力);
2.面對各種非難和指責，保持冷靜和克制，沒有一句廢話，只點出該反對觀點的要害，一切見血(有一定公關能力和技巧);
3.絕不多說話，也沒有重大措辭和策略失誤，對自己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有充分的理由解釋和事實支撐;
4.沒有可以被人肉出來的前科和不能見人的黑歷史;
5.有足夠的社會和家庭支持，不至于心理崩潰而失態(tài)罵人;
6.事件解決完/滿足訴求后，立刻停用賬號。
而任何受害者敢違背以上任何一條，人們就會迅速收回同情，開始拿“實錘”進行理智地質疑，將受害者重新設定為欺騙了自己的信任和感情的騙子，進而破口大罵，并期待“反轉”。具體可參考江歌母親、杭州林先生、夏俊峰之妻、馬泮艷等人的遭遇。這些受害者，基本都難逃更多的“二次傷害”。
不用猜也知道，就《三塊廣告牌》電影中的女主，或這個故事的原型，那位老父親的那些表現(xiàn)，如果發(fā)生在國內早被微博上的口水淹沒了。
當有人付出如此大成本，實踐對社會有正外部性的事情，也難逃人們的娛樂化消費與誅心指責時，不止法律不是擋箭牌，權利、正義和道德這些更虛無縹緲的玩意，就更無法成為誰的擋箭牌了。或許，大家都自信此生，永遠不會攤上什么事兒吧。
即便攤上事了，也請不要聲張，恐怕你的身后，早已空無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