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十年前，在距離中國7000公里之外的奧地利，一批中國外交官以簽證官的名義解救了被德國納粹迫害的幾千名猶太人。

多年后，一群距奧地利7000公里之外的中國電視人心懷敬意與敬畏，用《最后一張簽證》，重新把這段塵封的歷史帶回到人們的視線中。

何鳳山，字久經(jīng)，正是那些簽證官中的一員。二戰(zhàn)期間，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何鳳山向數(shù)千猶太人發(fā)放了前往上海的簽證，使他們免遭納粹殺害，被稱為“中國的辛德勒”。

1938年3月，德國納粹吞并了奧地利。奧地利居住著18.5萬名猶太人，是歐洲第三大猶太人聚居地。希特勒在他的自傳《我的奮斗》中寫道：“雅利安人最大的對立面就是猶太人。”“對這種族問題和猶太人問題沒有最清楚的認識，德意志民族就不會復興。”到了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在紐倫堡召開的納粹黨代表大會上宣布了新的法律，正式剝奪了猶太人的公民權利。于是“反猶”和“驅猶”成為合法行為。

何鳳山在奧地利任職期間，歐洲戰(zhàn)云密布，“反猶”的惡浪甚囂塵上。他親眼見到納粹將猶太人的教堂、店鋪、住宅紛紛搗毀，強迫猶太人佩戴侮辱性的標志，到集中營從事懲罰性苦工。顯然是欲將猶太人趕盡殺絕。他不忍看著猶太人在維也納等死，向走投無路的奧地利猶太人伸出了援手，勇敢地打開了向猶太人發(fā)放簽證之門，以至當時在維也納的人們將何鳳山發(fā)放的簽證稱為“生命簽證”。

一份簽證一條命。1937年5月到1940年5月，何鳳山在總領事任內到底給猶太人簽發(fā)了多少“生命簽證”，現(xiàn)已無法細考。據(jù)史料記載，何鳳山1938年6月簽署的一份簽證為238號，另一份7月20日的護照則顯示簽證已超過1200號。據(jù)此推算，當時何鳳山平均每月簽署500份簽證以上，最多達900份。

后來定居以色列的多倫先生回憶：當年，何博士親自把我護送回家，并對我說，只要他還有外交官身份，納粹就不敢傷害我們。為了保護我們，何鳳山常到我們家坐一坐，看一看。

加拿大的克勞斯女士回憶，當年她的丈夫在維也納中國領事館門前長時間地排隊等候簽署護照，見何總領事的車經(jīng)過大門口，他情急之下貿(mào)然從車窗把申請資料扔進去，結果居然很快拿到了“生命簽證”。

獲得簽證的有遭受納粹迫害的平民，也有美國億萬富翁、世界猶太人大會秘書長辛格的父母，甚至有后來成為著名國際共產(chǎn)主義戰(zhàn)士的“新四軍中的白求恩”羅生特醫(yī)師……

何鳳山的行為引發(fā)了納粹德國的不滿，納粹當局以總領事館租用的是猶太人的房子為由，強行將房子沒收。何鳳山只得將領事館搬到維也納城市公園不遠的一所公寓內，租借費用全由何鳳山自掏腰包。在這種情況下，何鳳山仍在繼續(xù)簽發(fā)“生命簽證”，直至1940年5月離開維也納。

在各方的壓力下，何鳳生的生命也頻頻受到威脅，但他卻對部下說“我的一顆腦袋能換幾千個生命，值!”

用“義重辭淡”四字來形容何鳳生為猶太人簽發(fā)“生命簽證”的義舉再合適不過了。即使在自傳中，何鳳山也只是簡言素語：“自從奧地利被德國兼并后，惡魔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變本加厲，奧地利猶太人的命運非常悲慘，迫害的事每天都在發(fā)生。當時美國一些宗教和慈善組織開始緊急救助猶太人，我一直與這些組織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我采用一切可能的法子，全力幫助猶太人，大量的猶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來。”“看到猶太人的厄運，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場上，幫助他們是應該的。”

行善莫言，修為慎獨。何鳳山的克己復禮，折服了眾人。

“三尺之助尚不易，萬里之善非等閑，亂世星火天有記，湖南益陽何鳳山。”這是著名教授余秋雨為何鳳山寫的感賦。

“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他是上帝。”這是以色列前總理沙龍在以色列政府設立于耶路撒冷的“國際正義人士——何鳳山先生紀念碑”前的致辭，紀念碑上鐫刻著“永遠不可忘記的中國人”。

近八十年前，以何鳳山為代表的中國年輕外交官們用他們的人道主義精神換來了國際對中國的尊重，盡管沒有在戰(zhàn)場上流血犧牲，但他們仍是值得被更多人知曉的民族與時代英雄。(文/戴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