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一切都始于那么點運氣。

2019年12月，在四川廣漢，三星堆博物館三公里外的地方，考古人的探溝不偏不倚，碰到了一件銅器，六個“祭祀坑”由此被發(fā)現(xiàn)。不遠處，是33年前就被發(fā)掘過的一、二號坑，當時，附近的磚廠工人在這里取土時，最先發(fā)現(xiàn)了玉器。

近兩年，這里罩上了幾個通透的玻璃房——恒溫恒濕的“考古發(fā)掘艙”，來自全國各地的考古隊員鉆進去，一點點剝掉三千多年前的泥土，一件件器物慢慢露出來。

今年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他們的成果：六個“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七、八號“祭祀坑”發(fā)現(xiàn)不少造型精美的青銅器，包括龜背形網(wǎng)格狀器、青銅神壇和頂尊蛇身銅人像等。

媒體和公眾的熱情一浪一浪地撲過來，考古隊員一遍遍地講述與文物相遇的故事。他們也覺得自己幸運。比如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年輕時因為生病錯過了1986年那場浩大的發(fā)掘，卻在快退休的年紀，趕上了這一次。還沒畢業(yè)的何曉歌，從北京來到八號坑，用三個“正好”形容這次經(jīng)歷：正好她的導師是研究三星堆的，正好她沒有確定博士論文題目，正好三星堆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

截至目前，三星堆遺址的考古發(fā)掘面積不到2萬平方米，占整個遺址總面積千分之一左右。考古人知道，這次發(fā)掘也只是漫長征途中的“一小步”，三星堆永遠是——未完待續(xù)。

最有個性的“孩子”

在三星堆祭祀?yún)^(qū)八號坑，一層象牙鋪得密密麻麻，那座后來令人驚艷的鳥足曲身頂尊神像，就躺在這下面。最初它只露了弧形的邊沿，能看出是件尊的形狀。人們花了一年時間，才看清它的樣子。

2021年5月，清理了一段時間，象牙和泥土褪去，八號坑“坑長”趙昊蹲下來仔細觀察，覺得它跟之前在三星堆發(fā)現(xiàn)的尊都不一樣：整體瘦長，像觚形尊，尊口還有一圈小孔。他猜測這可能是“鼓”，西南地區(qū)出土過類似文物。

春去夏來，在距離這件尊半米遠的地方人們又發(fā)現(xiàn)了罍(léi)——古代一種盛酒的容器。去年8月底，在它們中間，一座青銅人像也露了頭。

之前，三號坑出土過類似的器物，人像的雙手上舉。根據(jù)經(jīng)驗，露出來的那截往上翹的部位應該也是手，但趙昊感到“不對味”：怎么只有一只?

當壓著人像的最后一根象牙被清走，他們才發(fā)現(xiàn)，向上翹起的并不是手，而是身子。這是一件近乎倒立的人像：雙手往下?lián)�，人的下半身向后翻，像個U形。

驚喜不止這一個。人像的手挨著罍，趙昊本打算先把手清出來，沒兩天，坑里的隊員告訴他，“不行，手跟罍焊死了。”人像的頭和觚形尊離得近，大家又慢慢剔掉周圍的土，一整個下午，趙昊的心里都直打鼓。清理工作持續(xù)到晚上，最終確認：頭和尊也被焊死了，沒有縫。

這意味著，原本是三件象征不同文化的器物，觚形尊、人像、方座罍，變成了一件長達1.6米的重器：青銅人像頭頂尊，手撐方座罍，U形的身子往外翹。

當時，中央電視臺本準備直播，向觀眾展示提取觚形尊的過程，趙昊給導演打電話解釋，“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一個壞消息。壞消息是，原本那件尊提不了，好消息是，它變成了一件國寶。”

到了今年6月15日，文保人員來提取時，發(fā)現(xiàn)人像的身子缺了一半，坑里也沒找到。三星堆博物館文物保管部部長余健想起來，館里有一件鳥腳人像，1986年出土于二號坑，紋飾和這件人像很相似。

于是，鳥腳人像離開了展廳的玻璃柜，被送往文物修復館。余健捏著圓柱狀的鳥腳人像腰部，指尖發(fā)顫，慢慢靠近那副剛提取出來的殘缺的身子，發(fā)現(xiàn)茬口的吻合度幾乎在90%以上。

這場跨越3000年的“合璧”，讓它擁有了一個復雜的名字：鳥足曲身頂尊神像。

它以近乎張揚的形態(tài)，再一次打破了人們的想象力。有人感嘆，三星堆是不是外星文明?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三星堆應該是中華文化大家庭中，最調(diào)皮的、最有個性的一個‘孩子’。”

運氣

“考古人不相信運氣，只相信天道酬勤，地道酬勤。”在母校的畢業(yè)典禮上，雷雨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但私下里，他說，這句話是別人幫他加上去的，他還是相信運氣的。

早些年，他的運氣似乎差了一點兒。作為四川省萬縣地區(qū)(現(xiàn)為重慶市萬州區(qū))的高考狀元，他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經(jīng)濟系國民經(jīng)濟管理專業(yè)，卻陰差陽錯錄到了歷史系考古專業(yè)。

1984年，剛畢業(yè)的雷雨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那時三星堆考古工作站還沒建起來，他跟著當時的站長陳德安，住在村民的磚房里�？碧健l(fā)掘都是露天進行，沒有現(xiàn)在的考古大棚，更沒有恒溫恒濕的考古艙。辛苦是辛苦，但雷雨不在乎，他喜歡待在野外，自由、安靜。

兩年后，一、二號坑被發(fā)現(xiàn)，“一醒驚天下”的三星堆開始被人們熟知�？衫子昊剂朔谓Y核，只能回老家養(yǎng)病，幾個月后他再回到考古工地，才發(fā)現(xiàn)自己錯過了一次重大發(fā)掘。

這段經(jīng)歷，雷雨被問過很多次會不會覺得遺憾。

“不會。換了別人，可能會覺得運氣不好，但我覺得沒有什么。”他總是淡淡地回答。

之后很多年，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并沒有停下，只是外界的關注在慢慢淡去。

2019年，三星堆遺址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護傳承工程”項目，考古人員期待這里能有新發(fā)現(xiàn)。

那年12月2日下午，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長冉宏林和雷雨正在開會，收到了來自發(fā)掘區(qū)的消息，“出現(xiàn)銅器”。冉宏林看了一眼圖片，光禿禿的土里閃著一抹青綠色，他叮囑道，“搞清楚先，不要聲張。”

當時，陳德安剛好也在廣漢，他曾主持過三星堆一、二號坑的發(fā)掘工作。趕到現(xiàn)場后，陳德安下到坑里，在那點顏色上摸了一把，說：“大口尊，沒問題。”

“出現(xiàn)銅器”的地方，原本搭建著用于展示一、二號坑及復制品的展示平臺。將其拆掉后，考古人員又勘探了一年，才把這6個“祭祀坑”確定下來。幾乎所有人都覺得自己幸運，像一下子開到了6個盲盒，還是隱藏款那種。

這回，運氣終究眷顧了雷雨，“如果我們探溝的布設偏了一米，就碰不到那件銅器，可能就放棄了，或許又要等幾代人才能再發(fā)現(xiàn)。”對他來說，再次找到“祭祀坑”，就像與老朋友重逢。

“讓更多人了解考古”

盛夏七月，走進三星堆祭祀?yún)^(qū)考古大棚，悶熱會減少幾分，更涼快的是那4個恒溫恒濕的玻璃房——保護“祭祀坑”的考古發(fā)掘艙。木棧道彎彎繞繞，通向新發(fā)現(xiàn)的“祭祀坑”，1986年發(fā)掘的一、二號坑也分布在兩旁。

目前，三、四號坑已發(fā)掘完畢，五、六號坑完成整體提取，進入實驗室發(fā)掘階段，還在發(fā)掘尾期的七、八號坑幾乎吸引了人們的全部目光，龜背形網(wǎng)格狀器、神壇、神獸等熱門文物，都出自這兩個坑。

換上防護服，戴上頭套、鞋套，記者們進入發(fā)掘艙，把鏡頭對準趙昊。他語速緩慢，介紹著還“躺”在坑里的寶貝。對他來說，這都是家常便飯，最夸張的一次，趙昊對著不同的鏡頭，把一樣的內(nèi)容講了八遍。

還有一些參加夏令營的學生會來到這里，趙昊就總變著法子把知識講得更通俗，比如提取文物時，要先把3D打印的硅膠保護套罩上去，“就像面膜”;提取象牙時，要用高分子繃帶捆扎，“繃帶變硬就像米飯變硬。”

不遠處的三星堆博物館也迎來了暑期旺季，每天能接待一兩萬游客，門口總是排著長長的車龍，館內(nèi)也是人擠人。目前，博物館新館正在建設中，預計明年10月能正式開放。

很明顯，三星堆火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趙昊覺得，這對廣漢和考古研究的發(fā)展，都是有益的。公眾對考古行業(yè)更了解，也會讓這個專業(yè)招生更容易些，能吸引到更多人才。

“95后”的許丹陽是四號坑的負責人，也是最年輕的“坑長”。三星堆引發(fā)關注前，親友們對他的工作幾乎一無所知。有人拿著淘來的物品讓他“鑒寶”，也有人請他去看風水……

三星堆火了后，親友們逐漸了解他的工作，也消除了之前的誤解。許丹陽說：“希望有更多人了解真正的考古，理解考古人，我們真不是在荒郊野嶺挖寶的。”

“未完待續(xù)”

人們都愛把目光聚集在大件的青銅器上，但在有些人眼中，坑里那些不起眼的物質，才是最珍貴的。

在發(fā)掘現(xiàn)場有幾間實驗室，郭建波大部分時間都泡在里面。他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護中心館員，肩負著在這里尋找絲綢的重任。

“從考古學分析和出土的器物來看，三星堆可能是有絲綢的。”郭建波說。但最初，大家心里都沒底，因為在四川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里從沒出現(xiàn)過絲綢。他先從一、二號坑出土的文物入手，每天拿一把放大鏡，著了魔似的盯著看，有時做夢都能夢見絲綢。

那片日思夜想的經(jīng)緯組織，后來終于找到了。樣本被送到中國絲綢博物館檢測，檢出了蠶絲蛋白信號，確定了三星堆有絲綢。

這一次發(fā)掘中，絲綢也出現(xiàn)了。2021年初，考古人員在四號坑發(fā)現(xiàn)了一團類似麻線的物質，隨即取走了周圍的土樣。郭建波用顯微鏡觀察，看到了黃米粒般大小的絲綢。“考古發(fā)掘，不僅僅是在于出土多少件青銅器或其他器物，而是在于我們能否發(fā)現(xiàn)之前沒有發(fā)現(xiàn)的東西，能否體現(xiàn)與以往發(fā)掘不一樣的地方。”

最近，在八號坑，他不僅找到了絲綢，還發(fā)現(xiàn)其表面有涂層。他推測，這或許讓絲綢具備了書寫的可能性。進一步觀察，他在絲綢表面發(fā)現(xiàn)了不同的顏色，紅色、黃色、黑色。

在古代，絲綢是能溝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在上面書寫祝福和祭語，不是沒有可能。郭建波和團隊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完整的符號或文字，但很快陷入瓶頸。那些顏色星星點點地分布，連不成筆畫，郭建波感嘆，“就差那一撇。”

冉宏林也做過類似的“美夢”。夢里，他發(fā)現(xiàn)了像文字又像圖畫的東西，刻在人頭骨內(nèi)側，還有落款和時間。醒來后，他覺得自己是“一夢多想”：既想找文字，又想找到人骨，還想確定年代。“人就要有夢想，否則與咸魚有什么區(qū)別。”

有一些“夢”真的實現(xiàn)了，比如三星堆的年代確定了。考古人員在對近200個樣品進行了碳14測年后發(fā)現(xiàn)，測年數(shù)據(jù)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解決了過去三十年來關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爭議。

另一個核心問題是這些坑的性質，一直存在著爭議。當稱它們?yōu)?ldquo;祭祀坑”時，冉宏林會嚴謹?shù)丶由想p引號。從目前的發(fā)掘情況來看，三星堆很有可能不是直接的祭祀場所，而是掩埋器物的地方，紅燒土塊則是證據(jù)之一。

在發(fā)掘現(xiàn)場，再普通的土塊也會被小心裝袋、編號、保存。“這是在為未來保存樣品�，F(xiàn)在還沒辦法進行那么精細的研究，等將來的科技發(fā)展得更好，就可以解答其中的秘密。”冉宏林說。

當然，很大的可能是，有些問題永遠找不到答案。

不過考古人能看得開。五、六、七號坑的負責人黎海超說，用刷子把器物刷出來，只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考古是特別漫長的，“我們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在現(xiàn)有的水平下，走好每一小步。”

冉宏林說，三星堆還有很多謎題沒有揭開，比如是否有文字、大型墓葬和青銅作坊等，仍需要一代又一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他既期待，又滿懷信心，“三星堆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永遠是‘未完待續(xù)’。”

“滄海桑田”

對于考古的意義，雷雨更是云淡風輕，“就像人的眉毛一樣，無關生死，但會讓人更美好。”

何曉歌能理解這種感覺。大四時她第一次到殷墟遺址實習，第一次摸到出土的文物，一股暖流不斷地從指尖往身體里淌，“感覺很神圣，像在跟幾千年前的人握手。”

不過那只是短暫的瞬間，多數(shù)時候，這份工作沒那么浪漫。

2021年初，在北京大學考古系攻讀博士的她來到三星堆。那會兒，八號坑剛往下挖了20厘米，在滿是硬黃土的填土層，沒有太多發(fā)現(xiàn)。

何曉歌整日拿著小竹簽、小刷子，蹲在地上慢慢“摳”。八號坑的灰燼層很厚，有十幾厘米，每往下清理一兩厘米，就要掃描、編號和提取。由于長時間蹲著，她的膝蓋半月板磨損嚴重，有積液，還綁了一個多月的石膏。

一挖就是半年。灰燼層布滿了碳屑和土粒，編號的文物近4000件。金器和玉器顯眼，但量少，更多的是小銅器的碎片，只有指甲蓋大小。趙昊回憶，“當時大家心態(tài)也有點崩，不知道什么時候挖到頭。”

難熬的日子里，隊員們喜歡“串坑”。到“聚寶盆”三號坑，看看人家又挖出了什么寶貝，再期待自己坑里的文物出土。八號坑是金屬反應最強烈的坑，可能存在大量高密度的金屬堆積，望著滿是碎片的灰燼層，何曉歌也會擔心，“害怕那些金屬信號都是這些碎片發(fā)出的。”

揭了一層還有一層，最讓人絕望的是象牙層。“沒有別的，只有象牙。”何曉歌說道。經(jīng)過3000多年的掩埋，它們像點心一樣酥軟，一捏就碎，考古隊員要趴在一平方米大小的空中小吊車上清理，另有一人在坑邊操控吊車方向，這叫“開車”。

這輛“車”并不穩(wěn)，有些晃動，再加上長時間頭朝下，人很容易暈。輪到“上車”的隊員，當天一般不敢吃太多，怕吐。

提取象牙時，文保人員要在象牙表面裹上保鮮膜，保住水分，再用紗布和高分子繃帶捆扎，等繃帶變硬后再取。每天只能提一兩根。直到今年4月，八號坑終于提取了第397根象牙，也是六個“祭祀坑”中的最后一根。

就這樣，過去的一年里，何曉歌見證了八號坑一點點地“降”下去，琳瑯滿目的青銅器出現(xiàn)在眼前。她說，這大概就是“滄海桑田”。

這樣安靜、甚至有些無聊的工作環(huán)境，在很多考古人眼里，反而是“世外桃源”。

黎海超就喜歡待在坑里，把腦子放空，把土清去，再把文物挖出來，沒人能打擾他。

不去發(fā)掘現(xiàn)場的時候，雷雨喜歡待在舊的三星堆工作站。那是一棟三層樓房，他住在一樓，門前栽著幾盆多肉植物，屋里擺滿了書。日子很自由。吃過晚飯，他睡一覺，再起來寫考古報告，直到凌晨四五點。

蟬鳴消去，雛菊隱進夜色，只有星星在閃。寫累了，雷雨就看一眼窗外，不遠處是三星堆考古大棚，那里的燈徹夜通明。

新京報記者 吳采倩 實習生 鄭欣怡 四川廣漢報道